中国式现代化是传承发展古老文明的现代化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赋予中国式现代化创新根基，由此破除西方一元现代性的迷思。根据西方一元现代性的经典叙述，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线性演进过程，资本主义的胜利铸就人类文明演化的最高形态。在西方社会看来，西方国家在自身传统中率先实现内生现代化，因此其标榜的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模式便成为现代化唯一可行的“模板”。于是，“现代化＝西方化”被一些西方中心论者描述为世界公理。按照他们的说法，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在专业化程度、功能分化、伦理性质、交换机制、科层制、家庭系统等方面都是根本不同的。他们认为，非西方世界的传统社会形态不存在自发进入现代化的“内在因素”，因此需要从西方借鉴甚至移植价值观、制度、组织等构件，亦步亦趋西方足迹，以发展工业化和现代化所需的各种条件。任何偏离西方现代化路径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发展”。然而，非西方世界的不少实践已表明，如果不加分辨地认同并实践了这套理论，就不可避免地遭遇西方文化和制度与本土固有传统之间的内在冲突，出现现代与传统的断裂，最终导致“水土不服”甚至“误入歧途”。

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并非一成不变的重复和循环，而是对传统的赓续和超越。文明并非永不朽灭，需要在每个世代的更新中，持续繁育并发扬那些有利于文明发展与繁荣的精神文化遗产。中华文明始终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不断创造自己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岁月长河中书写了一个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支撑起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绵延发展，使中华民族在历史的大浪淘沙中不断经受考验，串联起中华民族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

中华文明的历史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因此，中国的现代化也“必然走自己的路”。诸多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历史经验证明，现代化并非一元的，更不等于西方化，而是具有多元生成的可能。传统塑造了现代化所处的社会生态和所面临的历史条件，深刻影响现代化的进程。传统与现代不是完全对立和彻底断裂的。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建设，应依据具体国情，灵活自主地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决不能削足适履、生搬硬套西方模式。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使中国式现代化能够更好发挥后发优势，克服西方现代化弊端。西方现代化理论是对西方国家数百年现代化实践的抽象与总结。这些理论在现代化变革的共性问题上或许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并不意味着西方现代化模式是完美的。理性主义被视为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根基，帮助西方社会破除迷信与专制，但是对资本的偏执不断加剧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冲突。正因其存在不足，众多思想家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批判，揭示西方现代社会在经济、文化、心理和生态等各个层面所面临的深层次危机与困境。这些危机与困境导致西方社会在现代化前景问题上缺乏共识，进而造成社会撕裂。因此，我们不能刻板教条地对待西方现代化理论，更不能忽视与之相伴的生态破坏、资源枯竭、贫富分化、人性异化、社会撕裂等突出问题。中国要真正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充分发挥创新精神，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道路。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创新动力，使之突破西方现代化的局限。文明的传承与发展需要以创新为支撑。突出的创新性造就了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中华文明。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就已发展出“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的创新精神。到了近代，这种创新精神让中华文明在应对外部冲击挑战时，展现出极高的灵活性，为其走向新生奠定了坚实的文化根基。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突破西方世界对现代性话语的垄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超越了西方国家从前工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的串联式发展进程，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并联式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生产力提升和财富增长，更加看重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华民族发扬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和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积极探索“并联式”现代化新模式，创造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形态。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赋予中国式现代化强大的社会整合能力。突出的统一性有助于将全体中华儿女的力量汇集到现代化建设事业中，避免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群体撕裂的现象。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规模庞大的国家而言，如何克服现代化发展在时空上的不均衡性，协调不同区域、不同群体间的行动，是一个重要问题。统一性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基因，“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使中国式现代化能够从容应对风险压力，协调和汇聚不同民族、不同区域、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政治共识和价值追求，将全体中国人民凝聚成统一牢固的整体，实现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

西方的现代化实践及其现代化理论，潜藏着西方中心主义的优越情结与零和博弈的竞争思维。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加剧了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冲突。这与中华文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美好愿景相去天壤。

西方社会很早就显露出强烈的向外扩张需求，怀有“自我”与“他者”对立、人与自然对立的思维。在现代化进程中，一些西方国家打着“自由贸易”的幌子，通过海外殖民扩张和奴隶贸易，让“空前比例的地球生物资源为了这一个文化，以史无前例的、不可重复的规模被攫取了”。与之相应，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增长模型也多强调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极力寻求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解，暗合西方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更有甚者，西方国家将其现代化发展模式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想类型，把其他不同于西方现代化路径的探索视为“异端”。因此，萨缪尔·亨廷顿认为，“西方人眼中的普世主义，对非西方来说就是帝国主义”。这种文明对抗逻辑，使西方现代化模式始终被零和博弈的阴霾笼罩。

相较之下，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擘画出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新图景。突出的包容性赋予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民族很早就从对天地万物的观察中领会到“允执厥中”的处世之道，致力于追求“以同而异”、“和合共生”的状态，避免陷入偏执极端立场。突出的包容性“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始终未曾隔断对异域文化和外来文明的接纳和吸收。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精神危机、生态危机、地缘冲突日益严峻，我们应秉承“越包容，就越是得到认同和维护，就越会绵延不断”的理念，积极主动借鉴和吸收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为克服各种“现代病”提供新的人文方案，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包容性发展，彰显中华民族独有的天下一家、协和万邦的格局与胸怀。

突出的和平性超越了“国强必霸”的陈旧思维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自古以来，“群己合一”等理念深入人心，沉淀为中华文明追求和平的价值理念。进入近代，中华民族饱受帝国主义侵略，中华文化基因中的和平性因苦难而更加耀眼，涅槃重生的中华民族更加迫切希望在和平环境中谋求独立自主的发展，“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条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为当今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与共建共享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案。

从中华大地上生长出来的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成功融合了传统智慧与现代理念，赓续发展了中华文明的创新力量，为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