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城段大运河唐宋变迁考

永城段隋唐大运河隋代叫通济渠，唐代叫广济渠，北宋叫汴河，大运河的名称随着朝代不同而变化，而大运河河道也发生了变化。根据史书记载和考古勘探发现，自隋朝隋炀帝开挖之后，大运河就经历了淤塞、清淤、河堤决口、河堤修复加固、拓宽河堤、缩窄河道等一系列水利治理工程。据柳孜运河码头考古挖掘发现，隋代初次开凿的大运河宽度在50米左右，唐代早期依然保持隋代的宽度，自唐代中期开始，大运河河道相应的缩窄了一些，唐代中期、末期至五代，南河堤逐渐向河道内推进，侵占了南侧河床，河道大大缩窄，但北堤没有移动，河道变窄是南堤北移引起的。至北宋时期，通济渠河道还有三十多米至四十米，大运河变窄的趋势非常明显。永城与柳孜相邻，同为通济渠段，大运河变迁的情况相同。

　　那么永城段大运河变化的遗存体现在哪里呢?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2020年5月永城酂阳镇老棉厂西侧引江济淮输水管道施工正好从大运河遗址穿过，施工地槽挖掘最深度达到6米，正好挖在大运河南堤上，在南堤北半侧黑色夯土之下，竟然全部是纯净的黄沙土，沙土里夹杂着黄釉饼底碗残片、开元通宝残片和贝壳以及锈蚀斑斑的铁块，考古专家判断这些均为唐代早期遗存，说明此处就是唐代早期的河床，但是上面却被含有料礓石的黑色夯土所占压，可见南堤向河道内移动了。从此处挖掘现场的剖面来看，南堤下占压的黄沙层大约有8米宽，这段河道被侵占了8米。类似这种南堤侵占大运河河道的情况在安徽淮北市濉溪县柳孜大运河码头考古发掘中也有发现，考古工作者通过在柳孜大运河遗址钻探调查，发现柳孜大运河南堤之下几乎全部占压唐代早期河道，南堤向大运河河道内侵占了10余米。唐代早期通济渠河道较宽，流水丰盈，这在唐代早期诗文中有描述和记载。如唐代著名诗人宋之问(656——712年)在《初宿淮口》一诗中写到：“孤舟汴河水，去国情无已。晚泊投楚乡，明月清淮里。汴河东泻路穷兹，洛阳西顾日增悲。夜闻楚歌思欲断， 况值淮南木落时。”诗中两处提到汴河，从乘舟南下的情况看，他经过了永城，一帆风顺，一泻千里，说明河水丰盈。著名诗人孟浩然(689——740年)在《适越留别谯县张主薄、申屠少府》一诗中写到：“朝乘汴河流，夕次谯县界。幸值西风吹，得与故人会。君学梅福隐，余从伯鸾迈。别后能相思，浮云在吴会。”诗人早上从汴河某处出发，晚上到达“谯县界”，谯县界即谯郡西边界，最西端在酂县管辖下的酂阳至会亭一带，泊舟经过了永城段大运河，孟浩然顺水行舟，一天行程可能要达百里，显然河道水体丰盈。著名诗人岑参(715——770年)在《送张秘书充刘相公通汴河判官》一诗文中写到：“刘公领舟楫，汴水扬波澜，万里江海通，九州天地宽。昨夜动使星，今旦送征鞍。”一句“汴水扬波澜”表明大运河水势很旺，这些诗文说明唐代早期通济渠段保持着隋代的河道规模，没有受到黄河泛滥的影响。唐代中期安史之乱给大运河带来灾难，由于大运河沿岸战争爆发，战乱迭起，大运河年久失修，疏于管理，又遭到战争破坏，一度陷入十余年的停航状态。《旧唐书》记载：“属江都、河南并陷贼，漕运路绝。”广德元年(763年)安史之乱平定之后，为保障大运河通航，唐代宗命令大臣第五琦和刘宴疏通汴河，进行清淤和引水补给。刘宴认为应该首先疏通通济渠。《旧唐书》记载：“(刘)宴累年已来……见一水不通，愿荷锸而前往;见一粒不运，愿负米而前趋，焦心苦形，期报明主，丹诚未克，漕引多虞，屏营中流，掩泣献状。自此漕通每岁运米数十万石以济关中。”为加快进度，这次清淤将大运河底部的南侧淤泥覆盖在河道南部以及南河坡上，这样大大减少了劳动量，加快了清淤速度，但是河道缩窄了几米到十余米不等，永城酂阳段运河南堤修在运河南河道上就是唐代中期清淤造成的，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柳孜段大运河。这是唐代大运河河道的首次缩窄，也是一次较大的变化。唐代中期大运河的缩窄在永城老城和侯岭境内也有发现，2021年5月永城劳动街下水道改造施工过程中，在劳动街中间地下4米余处挖出纯净的黄沙土，沙土内夹杂着大量唐代早期的饼底碎陶瓷残片和贝壳，考古人员现场勘探认为劳动街地下就是大运河早期河道，说明早期的大运河河道较宽，后来早期河道的南侧变成了河堤，真正的隋代和唐代早期的南堤应在劳动街以南，后来清淤将淤泥覆盖在南河道和南河坡上，导致南堤北移。以柳孜运河南堤做参照，可以判断劳动街作为大运河南堤可能是唐代中期以后才形成的。1996年5月永城隋堤上的侯岭卫生院门口修路发现一艘唐代沉船，其位置在永宿路北侧地下，人们不免感到疑问，唐宋时期多次清淤，为什么没有将这艘沉船清理掉呢?其实这艘沉船紧靠运河南侧，唐代清淤时将它掩埋在南河底中，在南堤北移时填充其中，由于河道缩窄，沉船不在河道内，加之黄沙沉积，河道抬高，不影响通行，因此宋代多次清淤也没有清理沉船。

　　五代时期的后汉和后周两个朝代对大运河都进行过治理，古籍文献中有明确记载。《资治通鉴》记载：“后汉乾祐二年(949年)右补阙卢振上言，汴河两岸堤堰不牢，每年溃决，正当农时，劳民工役，沿汴河有故河道陂泽处，应直立斗门。”卢振建议在汴河修建斗门即水闸。2018年6月河南省文物考古院大运河勘探调查组在永城呼庄东大运河遗址首次发现斗门遗迹，与史书的记载吻合。后周时期，周世宗柴荣对对汴河更是高度重视，他励精图治，力争汴河恢复繁荣。《资治通鉴》记载：“显德五年(958年)浚汴口，导河流达于淮，于是江淮舟楫始通。此即唐时运路也。自江淮割据，运漕不通，水路湮塞，今复浚之。”五代时间较短，社会动荡不安，运河或停滞或通航，疏浚运河对河道变迁影响很小。

　　北宋对大运河治理的力度最大，因此河道变迁也最大。北宋对大运河的重要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宋太祖和宋太祖都对大运河进行了大规模治理，《宋史 河渠志》记载：“太祖建隆二年春，导索水自旃然，与须水合与汴。……太平兴国三年正月，发军士千人复汴口……”《宋史》又记载：“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富，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大运河成为大宋王朝的生命线。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国朝汴渠，发亦畿辅郡三十余县夫，岁一浚。祥符中阁门袛侯使臣谢德权领治京畿沟洫，权借浚汴夫，自”至北宋时期，大运河的清淤疏浚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河底南半部分的淤泥运到南堤外一部分，剩下一部分覆盖在河道最南侧、南河坡和南堤顶上。而河底北半部分淤泥全部清理出河道，运到河北堤外和大堤上。北宋的大堤压在唐代大堤上。为什么北宋大运河底部两侧淤泥处理方法不同呢?原因就在于北堤是大运河主堤，为阻挡来自北部的黄河洪水泛滥，北堤需要加高加宽，而南堤是驿道，由于车马和行人通行的需要，不能每一次清淤都将淤泥覆盖在道路上，以免影响通行。柳孜段大运河考古发现，北宋初期的大运河最宽达到30米，北宋的清淤将大运河河道缩窄，同时导致运河北堤比南堤宽和高。北宋通济渠永城段最窄的时期是在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实行木岸夹河，扼束水势。所谓木岸夹河就是在大运河河道南北两侧用木棒和木板固定河岸，缩窄河道，增加水的深度，加大流水量和冲刷力，便于行船和河底泥沙下泄，减少河床淤积。木岸夹河最初实行于治平三年(1066年)的应天府(商丘)至大运河入黄河口，后来因效果明显，“操舟往来便之”，将木岸夹河从应天府一直延伸到泗州的运河入淮河口处。永城段大运河属于木岸夹河的地段，以柳孜段大运河考古发现为例，木岸夹河处大运河河道只有27米，比隋代和唐代早期运河几乎减少了一半的宽度。这27米河道是隋、唐、宋、金共用河道，河道内运河通行时期遗存有两种文化层，下层是隋、唐、五代、北宋文化层，上层是金元文化层。河道内堆积呈现南高北低，南厚北薄的特点。柳孜河道内木岸夹河形成的变迁状况与永城应该相同。木岸夹河在永城酂阳老街也有发现，2024年5月中旬酂阳老街污水管网改造地下施工挖掘过程中在大运河遗址北侧地下5米余处发现两根长1.6米，直径约20厘米的木棒，专家判断应是北宋木岸夹河所使用的木质构件，是永城段木岸夹河的见证。金元时期大运河虽经治理，但通航时间较短，基本废弃，其延续北宋运河河道的状况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