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演进、内涵要义与鲜明特征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历上下五千年而不衰，被四方而愈盛，虽跌宕而益坚，在人类文明史上可谓独树一帜，难有出其右者。钱穆先生说道：“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于并世故当首屈一指。”中华文化绵绵不绝，古老而又常新。诚如《诗经》所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大学》有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中华传统文化正是在不断返本开新中得以延续和甦生，在漫漫历史长河流淌中熠熠生辉。有学者指出：“自有历史以来，绵延不绝者，除吾中华外，世间已无第二国。”中华文化像一条延绵不绝的漫漫长河，有时候波涛汹涌，有时平静和缓，从上古一直流淌至今，从涓涓细流到奔腾巨川，堪称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

　　那么，在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中，有着怎样的故事和节奏呢？有学者概括说，“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这在一定意义上正是中华文化的历史特点和总体特色所在。文化的时代性在于，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总是对特定时代提出的质询所作的应答。时代的问题是什么，从根本上注定了文化所选择和采取的形式。从学术嬗变的角度看，中华文化大致经历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实学、近代新学等不同阶段，其中儒道释几经博弈、碰撞、会通、融合，从而形成了高度综合而又极具弹性和适应力的精神文化洪流，构成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和民族的精神标志。

　　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动、大激荡时期，催生了诸子百家的蜂起和繁盛，诸如儒家、墨家、道家、法家，以及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小说家等，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如《汉书·艺文志》所记载：“凡诸子百八十九家……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特别是到了战国时期，在齐国的稷下学宫，展开了诸子百家之间的博弈和对话，从而奠定了中华文化的思想传统和学术根柢。几经博弈，中国社会和历史发展最终选择了儒家和道家作为整个中国文化的主干。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车同轨，书同文”的国策，为国家的统一提供了保障；但在文化上则采纳法家的治国方略，“焚书坑儒”，以霸道取代王道，结果导致了秦亡。到了汉代，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确立了儒家的正统地位，通过诸如设“五经博士”等举措加以保障，逐步形成了以“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为文本系统，以章句、训诂和注疏为主要方法的经学传统，主张“我注六经”。到了魏晋时期，学术文化一反经学的僵化和刻板，出现了重直觉、重领悟、重玄思的趋势，配合人的个性的解放和放达，形成了所谓的“魏晋风度”。《周易》《老子》《庄子》号称“三玄”，构成这一时期最为经典的文本。从某种意义上说，魏晋时代可谓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自觉的时代”，因为先秦诸子所触及的问题到了这个时期已经被作为自觉反省的对象加以处理和把握，譬如“言意之辨”“有无之辨”“自然与名教之辨”。隋唐时期，佛学占据学术的主流。佛学自东汉输入中土，就开始了同中国本土主流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会通、融合，但始终未曾成为主导意识形态。直到隋唐时期，才一跃而变成显学，获得了话语权。到此为止，儒、道、释三家学说轮流登场，都在中国社会和文化舞台上演出了自己的一幕幕“活剧”，极大地影响以至改变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甚至影响以至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到了宋明时期，形成了一个大综合的局面，三教汇流，有一个大的积纳、大的荟萃发生。虽然儒家表面上是主导的话语体系，但究其实质，它已经悄悄地融摄了道家和佛家的精神和因子，从而成就了一个文化大融合的格局。所谓“新儒家”，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儒道释事实上的合流。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中就有道家的影子，而宋明儒学特别是心学一系虽表面排佛，而暗中却“援佛入儒”，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宋代僧人智圆说：“释道儒宗，其旨本融，守株则塞，忘筌乃通。”（《闲居编》卷一六“三笑图赞”）这当然是从佛教徒的角度看的，但也不能否认，它毕竟透露出当时那个时代的儒道释三者关系的某种消息。从治学方法上着眼，宋明理学注重义理的阐发，不像汉学重“我注六经”，而是强调“六经注我”，所以与汉代经学的志趣迥然相异。到了清代，其学术又有一个反拨，即向汉代经学复归的趋势，出现了以考据、训诂、注疏、校雠、音韵、版本等为主要治学方法的思潮。这当然有特殊的时代原因，但也有学术史自身的内在逻辑理由。这样一种思潮，难以应对晚清以来的西学思潮的冲击，结果必然被所谓“新学”（西学）所取代。“西学东渐”的一个积极成果，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为中国学术文化开辟了新天地，并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历史演进提供了学理上的指导，直接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走向，能动地创造了中国现当代史的进程。这一历史后果，使中华民族不仅重新获得了独立和尊严，而且使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了现代化。

　　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开放和多元的世界。在当代这一语境中，中华文化的未来前景将何去何从？这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首先，我们必须肯认被我们所分享了的这个文化及其传统的积极价值，对它持一种“同情与敬意的了解”。因为这是我们民族之根，也是我们在今天历史条件下获得文化自信的重要前提。只有做到文化自觉，而且是以肯定的而非否定的方式实现的自觉，我们在当今时代的迅猛发展和急剧变革中才不会迷失自我，才能在文化上保持自己的“主心骨”，不至于“失魂落魄”。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固有其自身的“中国性”。我们的这个先天印记源自哪里？当然来自被我们所分享的文化及其传统。因为“民族”这个概念首先不是一个地域学或人种学概念，而是一个文化学概念。离开了特定的文化，一个民族也就不能够成为这个民族。在全球化及其所带来的“文化的匀质化”冲击下，中华文化一方面必须不断地强化自身的民族标记，另一方面也需要进一步批判地吸收人类文化发展中的优秀成分，以便创造出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需要的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