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中国的文化有一种神秘性，认为中国的学者“既做不到完全抛弃超验，进入到世俗。又做不到割舍红尘，进入到了超验。”我觉得这种说法只对了一半，他看到的现象是正确的，但并没有分析出原因来，所以只能用神秘性这个词语来描述。
我认为中国学者并不是刻意在营造这种文化神秘性，而是现代人研究古学都会不自觉地进入一种对超验的无奈而不自知的状态。所谓的“悟道”，本质上就是对古人的理性成果有一种模糊的认识，但却无法用现代的方法打开它们。所以“悟”这个词如果不是刻意用来彰显自己的智慧的话，其实只能体现今人对古学的无力。就像面对一个忘了密码的保险箱，你只能猜测里面大概有些什么东西。
在我看来，中国历代的学者其实都深深受困于诸子百家的思辨事业未竟的历史陷阱中。更具体的说就是，中国的哲学思想在先秦时代就没有完成包括名实之辩等在内的基础工作，导致后世的学者在超验的世界里始终没能寻找到清晰的方向。
这是我在看了丁耘教授在《真知与游观：癸卯论庄——当代中国哲学五人谈》上的发言后得到的启发。在我看来，丁耘教授所说的这个未完成的西方哲学意义上的第一开端，其实就是说诸子百家没有完成对它们的共同母本《周易》的回应。《周易》提出了“一”，百家也都在尝试回到这个“一”，但都失败了。
个人理解这里的“一”指的就是上古易学中提出的一系列天人观的命题，用西方哲学的话来说就是，先秦百家对这些命题都只是给出了自己的判断，但并没有通过严谨的论证为这些判断提供可靠性。但这当中有一个少有的例外，那就是庄子与惠子的对话。二人通过记载于《庄子》中的一系列辩论，为先秦哲学注入了一种难得的辨证气息。但是，这些辩论仍然受限于逻辑学、数理学的缺失，只是停留在经验和体验层面，对超验层面的探讨也非常的片面，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解释系统。当然，这可能跟中国哲学的核心研究对象“象”有关，但这并不能成为先秦百家超越经验失败的理由。因为有“道”这个古老的超验概念存在，诸子没有理由不对形而上的东西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探索。
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思想界长期（甚至包括现在）都处于对理性的执着追求但始终无法完成台阶式的进步。这当中的关键原因，就是秦制中断了这段艰难的思辨之旅。这就导致中国的哲学思想两千多年来仅仅停留在能够满足经验时代下的实用需求这个层面，但却无法进入超验世界孕育出现代科学。到了近代，在受到完备的西方哲学尤其是汹涌的科学浪潮冲击后，中国哲学就变成了一种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学说。
食之无味很好理解，因为在全盘接受了西方哲学思想后，我们已经能够建立起比肩西方世界的现代文明，至少在物质层面上，我们已经完全上手。事实上今天的中国人完全抛开中国哲学也能发展和生存。但为什么又弃之可惜呢？因为作为四大哲学发源地之一，中国的哲学思想有其独特的渊源。作为百家共同的母本《周易》，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人皇伏羲，所谓的易学其实最早就是从结绳记事演变而来的，这在《系辞》中有明确的论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中国哲学研究的核心是“象”，而非西方哲学中的“是”，这是一种从未与自然界脱离的哲学路线，与西方从本体论起源的以脱离自然为目标的哲学路线有着显著的区别，所以说东西方哲学在源头上只能论差异不能论差距。
但这条路线上的前方究竟有些什么，西方人是搞不明白的，因为他们的思想范畴与我们大不相同。而现代中国人大部分也没有兴趣再去搞明白，唯独有极少数仍然对本土哲学抱有不甘心态的学者，还在坚持探索。这就是所谓的神秘性的来源，简单来说就是幽径稀声。如果有很多人一起来研究，大家都能在活跃的气氛中把各自的意见表达出来，相互讨论甚至相互批判，哪还有什么神秘性？正是因为学习和探索的人太少，导致氛围和方法双重缺失，所以才显得神秘。
当我们每天已经习惯于用西方哲学思想的眼光来观察和理解这个世界时，再回看我们自己的哲学思想，其实就跟外国人看中国无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