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之问题

今天要谈的是中国文化之问题。这个问题太大，时间上说，中国历史有四千多年；从空间方面讲，中国的面积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复杂得很，那有人能把握得住？梁实秋先生有句幽默的话说：“人的头脑这么一点点，怎装得下这么大问题？” 一个比较方便的说法便是把这问题简单化，集中在一个焦点上来将问题展示出来，这方法不同于一般研究文化学的态度。一般研究文化学的是把文化作为专门学问来研究，即所谓文化形态学。比如，希腊是一个形态，印度、罗马、中国也各代表一个形态。研究各支文化在宗教、科学、艺术各方面开展出什么成就来。 我们不是从这个立场客观地说中国文化，我们是单就我们自己生息于其中，呼吸于其中，亲自感受到的文化而述说，如鱼游于水，水与鱼的生命息息相关，因而对于自己的文化有真切感。 文化就是各种生活方式的综集 首先，让我们这样规定一下。中华民族有这么多人口，里面有各种“行道”，所谓“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每一个行道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文化就是各种生活方式的综集。这各种的方式之中，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后面总有一观念或原则指导这种生活方式。 中国社会以农民为基础，农民有农民的生活方式，一年十二个月二十四节里边，有其一定的规律作依循，工人有工人的生活方式、有他的道；商人、读书人也是如此。此所谓士农工商。 再说，所谓英雄豪杰，造大事的人，也有其一定的生活方式。我们把造大事的人集中在政治上讲，则政治有政治的道理，或为“政道”，或为“治道”。合乎这个道理，才像政治的生活，这个人才可说是政治家。在逼不得已时革命，革命也有革命的样子，才算是革命家，这些都是文化。说这里边有问题，是说我们自己生息，呼吸于其中的生活方式之综集在发展上出了岔子，发生了走向何种途径的问题。 要述说中国文化的问题，要看我们如何了解中华民族生活综集之文化活动的大动脉。这可以集中于政治方面来了解，因为这是文化动脉的焦点，社会上一切变动都是从这个焦点放射出去。 井田制的崩溃与君士民之“形式的客观化” 中国文化的发展，从三代到春秋战国，迄于秦汉大一统，局面是很清楚的。春秋时代的趋势是周文下之宗法封建国家之衰灭而进至军国时期。周初所封之各诸侯集团，其生命必然滋长而庞大。从现实生活及经济方面来说，各集团共同之直接亲密性，不能不因滋长庞大而转形。 所谓井田即是一种共同体之生活。贵族既是政治军事教化之领袖，同时亦是经济共同体之地主。在井田制下，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地主取得百亩为公田，其余则由农民各自耕种，而亦助耕公田，这是井田制之助法。这种共同体生活之亲密性，相依为命，甚为直接，但不是奴隶制。 自春秋宣公十五年开始“履亩而税”，即是象征共同体之逐渐破裂，从土地公有（共同体）转为私有。这是诸侯集团生命在滋长中所必趋的方向。而在政治上来说，共同体破裂，政治必渐转变其形态：庶民渐由共同体脱颖而出，逐渐客观化其自己，如此则贵族阶级之生命必起动荡，不能再保持其稳定之坚持性，也逐渐从政治上倒塌下来。政治之由共同之亲密性转形而为客观化之格局，乃历史精神之必然发展。 在此转形期，井田制之共同体渐趋于破裂，即是宗法社会所直接呈现之公卿大夫  士庶民直接地亲密地纠结于一起之共同体式之贵族政治渐趋于破裂。 在破裂中，庶民首先得到其形式的客观化而自成一单位（形式即：尚未得到其“真实的客观化”〔real objectification〕），过其独立的生活。在井田制度  下农民被束缚于共同体中而不得转动，现在履亩而税，土地成为私有，则农民各着落于其自己的土地，得有动转之自由，土地可买卖，亦可经商通有无，因而庶民的生活，自然地向生动活泼一路走。 庶民既得其形式的客观化，则君亦必得其形式的超然性，而亦自共同体之直接的、亲密的束缚中得解放，从宗法家族所直接透示的政治形式，渐转而为一间接的、自成一层的政治形式：郡县制度之逐渐推行，即是这个发展的象征。因为，郡县是政府所统辖的，贵族之分割性的采地转而为政治单位即郡县。政令发自中央，守令自亦不世袭，而军民亦可渐趋于分治，因而由食采而食禄。如是，君，以其形式的超然性，而得综揽大权，此即向君主专制一路走。 君与民两端，一方既得其形式的客观化，一方又得其形式的超然性（亦是一种形式的客观化），则公、卿、大夫在政治上的贵族性即必然被剥夺，亦必渐下落而为士为民，与士、民同属可变的。贵族既转动，成为可变者，于是士阶级即兴起而为一普遍的势力。君与民外，凡参与治权的都融纳于士流之内。而废公族，则必用士以辅助统治，且公族亲而逼，士则疏而以义合，为客观的。自此以后，士遂成为中国政治社会上最生动活泼之一流。君、民、士，在此转形期，各自共同体中得到他们的形式客观化（士之形式客观化是指其在政治中的地位言）。 现代的国家政治不能开出之因由 在走上此路中，其直接所显示者为一客观的政治格局之形成，而宗法家族之结构则退处于社会，弥漫于社会而为基层之组织，不复再直接纠结于政治。客观的政治格局之形式系于君、民、士之形式的客观化，所谓“形式的”，即尚未得到其“真实的客观化”（real objectification）之谓。 真实的客观化有赖于国家政治一面的“主体自由”之出现，但此方面之主体自由必通过自觉而有理想之向往为根据始可能出现，在这种自觉中，对于君之超然性与对于民之客观性，皆有一种合法的限制与保障；如是，法律始有其客观意义，而国家政治之形态得以形成。 然而此种自觉与理想之向往，在中国时期却成为落空者。在春秋时期，尚有尊王攘夷，维持周文之理想，此是春秋时多头表现周文而不为衰世之故，然在战国，则不能有任何共同理想之提出。 在西方，因阶级之对立，而以集团的方式互相争取，互相限制，故易有国家政治意义之主体自由之表现。然而在中国之春秋战国时期，这种集团方式亦不具备。表面看来，共同体破裂后，庶民得到动转的自由，本可以集团的方式向贵族阶级相争取、相限制；而贵族政治也好像真为阶级之对立。 但是，其实不然。庶民并未集团地争取权利，此即足以显示：在共同体中，阶级的分野与固定并未形成，因而公卿大夫亦未集团地形成一固定的阶级。农民也不是不自由的，《击壤歌》  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何有于我哉？”此歌辞所代表的意识必来源甚古。若为奴隶，何可歌颂之有？是以共同体中既并非不自由，则在共同体破裂时，他们亦不是以阶级对立之背景，以集团方式来争取利益。共同体之破裂，只是由于集团生命之滋长与庞大，人口繁盛，社会活动较广泛、较频密，并非由于阶级对立，亦非由阶级对立之压迫中解放出来。 故本非不自由，今脱离共同体，其自由亦没有性质上的转变，仍保存他们的散立性，而原来的亲密性、直接性，则变为间接性与不相干性。这就是所谓“形式的客观化”。 在此种情形下，国家政治一面之“主体自由”不易出现，因而乘转形期本当形成的“客观的政治格局”，结果没有得到真实的客观之意义，君与民亦未得到真实的客观化，士在政治上之地位亦不能得到真实的客观化。 这是战国二百余年所应担负的历史任务，而毕竟没有尽到的责任。因不能有正面的理想，政治格局不能得到真实客观化，故战国时期的精神纯为一物量之精神，纯为倾一切物力以从事战争，是以竟成为衰世。 秦汉以后君士民在政治组织上的地位 战国时期，兵连祸结，只是尽一切物力发挥物量精神，不能接受任何理想。所以，在政治上儒墨都不能受到重视，最有影响力的是法家。法家顺时势而废井田，行郡县，铲除旧贵族，在现实的历史发展上，乃从贵族政治进到君主专制，虽然君主专制不是我们的理想，这到底是一个进步。所谓君主专制，是指发展到秦而完成的“君—士—民”三端所构成的政治型态。由秦汉到辛亥革命为止，二千多年都是维持着这个形态。 君在政权方面握有很大的力量。只是把他解脱出来是不成的，应有一个安排，而法家没作这个工作。没安排的结果是他高高在上，握有绝对的权力，成为一个“无限体”，这样一来便很麻烦。 君主有超然性本也不错，但既超然了总要对他有个回应，对他有所限制。现在则海阔天空，没有任何限制，生杀予夺都由他，这个制度便是这个样子维持了二千多年。 这不是儒家的理想制度，儒家自孔子开始就不喜欢这一套。孔、孟喜称尧、舜是以其禅让，不是家天下，后来宋明理学家也是如此，没有一个赞成。但是中国人的头脑却“至此而穷”，没有想出适当的解决办法。 儒家从没法子中行一个办法——君主既是无限体，就将他当作一个无限体来安排：无限体要法天（天也是无限体），要和天一样，天是“无为而治”，“无为而成化”，法天就是要“具天之德”，以这个观念来套他。儒家在中国政治上所尽的责任是这个责任。 这个办法，说有用也无甚作用，说它没用，也有点用。皇帝是个人，叫他法天怎么受得了呢？宋儒程伊川教宋哲宗，就是拿天的道理来教这小皇帝。司马光即看不过眼，以他为书生之迂见，不察人情，其实伊川自有他的见解，就是要以天下来压皇帝。 民又如何呢？二千多年来，民对政治没有作用，解脱出来后就摆在那里，在社会里流动，对政治组织无积极的参与，是所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羲皇上人。上面的朝廷转来转去，他还是依旧纳税纳粮，最大的影响只是在战争时期，如此而已。 君是如此，民是如此，中间的士也很难处，士在政治系统里我叫它做“宰相系统”，相当现在的内阁，但是没有内阁的地位和权力，即没有宪法上的客观地位，因而，宰相系统只能帮闲而不能帮忙。大皇帝把天下打来，只能帮他治天下，下面没有人民来支持自己，因为人民都是羲皇上人，皇帝喜欢时可以用你，也可以不用，把你拿掉，完全无保障，亦无主动性，因此，宰相很难做、很难处。 君主专制之所以为专制，就是君、士、民三端皆不能有真实的客观化。 中国历史上不能解决的政治问题 王船山《读通鉴论》  把中国历史作一检察，得三个问题没法解决，一、朝代更替问题；二、皇位继承问题；三、宰相地位问题。第一个问题的解决，一是革命，二是篡夺，造成历史上一治一乱的循环性。第二个问题，通常依宗法制度解决，但多数在初得天下时出乱子。第三个问题上面已说过了。以王船山的智慧，在真切地感到亡国之痛后，痛切反省还是不能解决这三个问题。 中国历史上的皇朝，不管其统一维持多久，都是硬打来的统一，政治架子能维持较久，只表示创业的皇帝所建立的“铁甲壳”特别硬，不易打散。这种统一在黑格尔的了解叫“虚浮的统一”，皇帝这无限体在黑格尔说来是一大实体（grand substance）。 但是，根据没有通过理性来安排他自己，这大实体的自由也只是随意挥洒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只是放纵恣肆。人民不能给他一个限制、一个回应。黑格尔认为中国的统一并不是一个重新组织起来成一真正统一（real unity），成为有机的统一体。 中国人没有自觉是个独立的个体，可以说是个天民，但没有达到是个公民的地步。公民有权利有义务，参与国家组织来保障权利，对国家也尽义务，必须成为义务的主体和权利的主体，才是一个现代的个人（individual）。而羲皇上人的自由也不是真正的自由，只解脱出来摆在那里， 故黑格尔说中国文化只停在儿童时期，这个批评不是我们所喜欢的，但其中的实情亦是我们所不能否认的。 从与西方接触到超现代化 以前各种生活方式综集起来是这个型态，和西方文化一接触，问题便显出来了，清末中国被帝国主义欺压，要求富国强兵。如果问题光是富国强兵，实在亦不很困难。十七、八世纪还是中国文化的天下，为西方所崇仰，中国不行不过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随时弱下去，也可随时强起来。可是问题不单是富强，而是由需要富强而引起的文化发展之道路问题，在此便生起种种想法。 照前面所说的，问题很明显，就是面对铁甲壳的问题，君主专制的问题，如何兴发起人民鼓舞起人民使之成一真实的个体，不是所谓解放而实把人民重新桎梏。井田制后，人民早解放了，只是没有兴发。说“解放”，是弄差了焦点，因此，不是解放的问题，而是兴发的问题。 兴发人民使他们自觉到是一权利义务的主体，使政治格局成一真实客观化的格局，使国家成一真实的有机的统一，辛亥革命还是这个观念，这叫做近代化的问题。 近代化（modernization）的内容很清楚，就是三点：一、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二、人权（human right）；三、科学（science）。 中国以前不是国家单位，而是天下；中国的羲皇上人没有主体自由，没有在政治上取得人权的保障；中国也没有开出科学的精神。近代化的路向是清清楚楚的，不能跨过，也不能说近代化是资产阶级的，这是一个普遍而必然的真理，任何阶级皆不能违背它。 辛亥革命之后，就是一幕幕的不能近代化：袁世凯当皇帝，北洋军阀之乱七八糟。民国十三年以后的联俄容共，招惹魔崇，使社会上一般知识分子的意识误入歧途。近代化走不上路，颠来倒去，这几十年的历史都是“过渡”，不能得成“正果”，而到现在，主义所成的都是个由反动而激发出来的“负果”。 中国文化发展到现在，如瀑布下的深潭，不能流通。问题很明显，我们该走的路也很明显。走到如今的情形是个负果，说得好听是以毒攻毒成为颠倒，其背后是个大无明。中国人很聪明，但聪明也没有用，那一个能在无明中清醒，跳出这个大无明来重整乾坤，这个人就是政治家。 颠倒也可说是颠倒的历史的必然，问题就是要看能不能从无明中冒出来。说容易，只是一转念即可整个历史改变，但就其势已成，要想转也很困难。中国的命运如何，这要看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头脑是否能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