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文化——中国革命文化的壮丽诗篇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是目前全国唯一一处展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历史的主题性纪念馆。

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门前，竖立着一块石碑，石碑上写着周恩来当时的感言：“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这是周恩来当年在得知于都老人将棺木捐给红军搭浮桥后发出的感慨。

序厅里，一块大型浮雕墙展现了红军出发、于都儿女送别红军以及长征胜利的情景。1934年10月，于都百姓找来800多条船，架成5座浮桥，组成一支船队，帮助中央苏区、中革军委机关及其直属部队和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共8.6万余人，分别从8个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长征路。这8万多红军中，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于都人。

一幅在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时用80双草鞋组成的中国地图，显示了当年，苏区妇女夜以继日赶做20万双草鞋献给红军。从东南到西北，从红土地到黄土地……一支脚踏草鞋的队伍，从这里开始，跋山涉水、经历九死一生，将足印刻写在在两万五千里漫漫征途。

湖南郴州市汝城县文明乡沙洲村，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村，因为86年前的长征宿营地，而成为了一块红色热土。半条被子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50年前的一个晚上，红军队伍开进了沙洲小村，三位红军姑娘借宿在徐解秀家里，4个人盖着床上的一块烂棉絮和一条女红军带来的被子。翌日（1934年11月7日）下午，红军队伍要离开村庄，三位红军姑娘将仅有的一条棉被一剪为二，半条送给了徐徐解秀。徐解秀不忍心要，三位红军对她说，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与其他当兵的不一样，打敌人是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徐解秀说，三位姑娘长得很漂亮，有一个还不到20岁。她们上山时还一步三回头地说：“大嫂，天快黑了你先回家吧。等到胜利了，我们会给你送一条被子来！”

1984年11月初，重走长征路的《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来到了湖南汝城沙洲村。80多岁有点恍惚的徐解秀以为是红军回来了：“你们打回来了？你们胜利了？那3名女红军什么时候能来？我家男人怎么还不回来呀？”闻听此言，罗开富被感动了，他将这个故事整理后，以《三个红军姑娘在哪里》为题在《经济日报》头版发表了。邓颖超、康克清、蔡畅看完这篇文章说：“悠悠五十载，沧海变桑田。可对那些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候帮助过红军的父老乡亲们，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2020年9月16日下午，正在湖南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郴州市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洲瑶族村，参观“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习近平指出，“半条被子的故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本色，当年红军在缺吃少穿、生死攸关的时候，还想着老百姓的冷暖，真是一枝一叶总关情！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人民群众有着无尽的智慧和力量，只有始终相信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之力。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

军旅作家王树增在《长征》序言中这样写到：“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传播理想的远征。中国工农红军转战大半个中国，一路浴血奋战，舍生忘死，用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精神传播着中国共产党人改天换地的革命理想。长征唤醒了中国的千百万民众，给予了他们世代从未有过的向往和希望——自世界近代文明的潮流猛烈地冲击了这个东方大国之后，生活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赤贫的农民、手工业者、失业的产业工人从共产党人的宣传中懂得了人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世间可以有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于是，当那面画着镰刀斧头的红旗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时候，他们第一次知道了共产党人所领导的革命和工农红军所进行的征战可以改变世间的一切不公。他们随手抓起身边的锄头、铁锤甚至仅仅只是一根木棍，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跟随着那面红旗一路远去，他们坚信这条道路的尽头就是劳苦大众千百年来所梦想的中国——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走向一个崭新的中国的启程。”

长征途中，红军共进行了600多次重要战役，跨过了近百条大江大河，翻过了40多座高山。除了军事上的封锁，万里征途还面临着敌军诬蔑红军是“赤匪”“共匪”，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等妖魔化的抹黑。由于红军长征所经过的地方，没有群众基础，不少民众对红军持冷漠怀疑态度和恐惧心理，有的甚至举家躲避，这给长征带来了极大困难。除了战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就成了党和红军面临的头等大事。

1934年10月9日，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要求各军团“加强部队中关于苏维埃政策与群众工作的教育”，“必须在沿途进行对群众的宣传工作”。10月29日，总政治部《关于对目前行动的政治工作训令》指出：争取群众最重要的工作是“传播党和苏维埃的影响，进行广大的宣传工作”。

毛主席号召红军要发挥“宣传队”“播种机”的作用，通过写标语、发传单，向沿途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邓小平在长征途中也是十分重视宣传工作。有一次，红一军团在甘肃某地宿营。由于到达宿营地比较晚，宣传队员们吃过晚饭就准备烧水洗脚睡觉。这时，邓小平推门进了，面带愠色问道：“怎么搞的？街上为什么一条标语也没有？烧洗脚水有那么重要吗？把我们宣传工作传统都丢掉啦？”大家一骨碌爬起来提起石灰桶就去写标语了。为扩大宣传，红四方面军还专门成立了錾字队和粉笔队，在天然岩石、房屋阶条、牌坊、石碑上篆刻下1.5万余条红军标语。“打土豪、分田地”“实行耕者有其田”“人人平等自由”“取消苛捐杂税”“消灭白军”“红军和老百姓是一家人”……这些标语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唤醒了千百万工农群众翻身求解放的信念和行动，有力打破了国民党处心积虑的舆论封锁和欺骗宣传。

1934年12月，在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的率领下，红二十五军来到鄂陕交界的郧西县，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当时，18岁的刘华清担任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刘华清回忆录》一书中第一页记载：1934年12月10日，由郑位三撰稿，政委吴焕先审稿，刘华清亲手刻印了《什么是红军》的油印宣传单。大约16开纸张大小，油印字迹工整，笔画有力，从右到左纵式排列，共15行476字，油刻在一张长38厘米、宽26厘米浅红色毛边纸上。这份红军宣传单，简明扼要地叙述了红军的构成、基本主张、与群众和穷人的关系、与国民党军队的区别。

在湖南省博物馆，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着一张题为《出路在哪里？出路在哪里？？出路在哪里？？？》的革命宣传单。这是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由毛泽东和朱德联名散发的传单，被誉为“红军长征的第一份宣言书”。传单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详细阐述了党和红军的各项主张，指明了工农劳苦大众的出路就是共产党主张的苏维埃和红军，为中央红军长征期间对沿途民众的宣传工作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这张宣传单是毛泽东“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著名论断的事实依据，也是我们目前所见中央红军长征初期革命宣传的珍贵实物和文献史料。

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有座名叫土城的古朴小镇，赤水河从中流过，将其一分为二。在小镇岸东一隅，坐落着四渡赤水纪念馆。纪念馆内最醒目地是红军的标语，“打土豪分天地”“红军是穷人的军队”“白军兄弟不打红军兄弟！”……这一条条标语都在显示着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赢得了人民的理解和拥护。

1935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辗转来到贵州遵义期间。一位红军卫生员日夜奔走在桑木垭附近村寨，为农民治病。经他诊治过的病人个个病退康复。百姓遂认定这是一位救苦救难的“红军菩萨”。当红军撤离遵义的时候，卫生员为了抢救一个生病的孩子，延误和大部队一起走的时间，在追赶部队的时候，被敌人杀害。据后来考证，传说中的这个卫生员其实是个男性，广西百色人，叫龙思泉，牺牲是年仅18岁。

越嶲（今为越西）地处四川西南部，是会理通大渡河之大树堡与沪定桥的要道。此地地瘠民贫，文化落后，民性刚强，在当地的汉人官僚军阀的压迫挑拨下，杂居在此的汉人与彝人杂居常常发生械斗。然而1935年红一方面军佯攻部队经过越嶲，不仅解决了汉人彝人矛盾，更有700多名越西各族儿女参加红军。艾平在《“倮倮”投军》中描述：最后，又在群众的报告与拥护之下，没收了一家罪恶昭彰的土豪，将财物全部分给了当地汉人群众与彝人，并给予为当红军而被害的家属以抚恤……数千年结的汉人与彝人的不解之怨，找到了正确解决的方法。这里对红军的认识，是更加清楚了，于是附近群众自动投入红军的愈来愈多，在二三个钟头内，加入了十一团当红军的达七百余人，就是“倮倮”加入红军的也有百余人。

尤·瓦西里耶维奇·邦达列夫的小说《热的雪》让人刻骨铭心，斯大林格勒西南大草原上两军相遇，炮火连天，卷起千堆雪，“地上的冰雪仿佛也被这烈火和残霞烧得通红了”，主人公库兹涅佐夫惊悉恋人卓娅牺牲，热泪滚滚，“泪水竟使袖子上的雪花也变热了”。长征文化是一种热血文化，是在理想信念支持下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的文化。

1934年12月1日，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的最后一天。宽阔的江面上，浓烈的硝烟中，红军踩着早已磨穿的草鞋，行走在浮桥上。头顶上，几十架飞机轰炸着、扫射着，行进的队伍中不断有人倒下，落入江水，和着那些死亡的骡马、散乱的文件、零落的钞票、圆圆的斗笠……从此，湘江有了“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说法。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我军与优势之敌苦战，以巨大的代价，突破了敌人精心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5军团和在长征前夕成立的少共国际师损失过半，8军团损失更为惨重，34师被敌人重重包围，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直到弹尽粮绝，绝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

1934年11月，红5军团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受领红军长征途中最危险的“断后”重任。湘江战役打响后，陈树湘率官兵死守阵地，与数十倍于己之敌鏖战4天4夜，直到中央红军主力突围渡过湘江。部队在向湘南突围中，陈树湘不幸腹部中弹，流血不止、脸色惨白的他躺在担架上指示战士向道县四马桥方向退却。当突围至四马桥坪塘村时，陈树湘带领几名战士占据有利地形阻击追敌，掩护其他官兵撤退，直至子弹耗尽，陈树湘不幸被俘。得意忘形的敌人抬着被俘的陈树湘，欣喜若狂地前往长沙请功。就在途中，躺在担架上的陈树湘乘敌不备，强忍剧痛用手撕开自己腹部的伤口，绞断肠子英勇就义。陈树湘牺牲后，他的头颅被敌人残忍地割下来送到了长沙，挂在城门示众。头颅正对着一条小街，街上一间破烂不堪的小屋里，躺着他多病的母亲。陈树湘用这种方式完成了与母亲的最后相聚，时年29岁 。

红军诗人陈靖在《湘水黔山》里写到：“血染十里溪，三年不食湘江鱼，尸体遍江底。”“师长陈树湘，危急时刻咬断肠，含笑对湘江。后殿更艰难，战到最后无生还，三十四师惨。”

“我要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不消灭反动派，决不放下枪杆子！从今天起，我汤世积正式改名易荡平。”说此话的人就是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广西全州县脚山铺（又名觉山铺）阻击战中，牺牲最高级别的红军团政委易荡平。

全州脚山铺阻击战从1934年11月28日下午开始，刚满26岁的团政委易荡平带领全团血战。聂荣臻在《奔袭道县，强渡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中回忆：“五团政委易荡平负重伤。这时，敌人端着刺刀上来了。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直打颤，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决不当俘虏的誓言。”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这条地球上的红飘带最沉重的一个结。它粉碎了蒋介石将红军“全歼于湘江以东地域”的罪恶图谋，同时也宣告了“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的彻底破产。血的教训，促成了红军改变进军方向和黎平会议的召开，为遵义会议奠定了基础。

2021年4月25日上午，正在广西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桂林市全州县才湾镇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向湘江战役红军烈士敬献花篮，并参观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习近平总书记在油画《陈树湘》前停下脚步，凝视良久。总书记说：“到广西，来全州看一看湘江战役，这是我的一个心愿。这一战，在我脑海里印象是最深刻的，我也讲得最多”。总书记指出，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的壮烈一战，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事件。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靠的是理想信念。为什么中国革命能成功？奥秘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在最困难的时候坚持下去，这样才能不断取得奇迹般的胜利。我们对实现下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应该抱有这样的必胜信念。困难再大，想想红军长征，想想湘江血战。

长征途中，大量的革命干部和群众牺牲，用不怕流血和牺牲的精神鼓舞着后来者。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红24师和地方武装共16328人，遭到敌人残酷围剿，大部损失。何叔衡、毛泽覃等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在突围中牺牲，瞿秋白和刘伯坚被俘后遇害。敌人占领中央苏区后，残酷杀戮革命干部和群众。据有关材料显示，瑞金被杀达12万人，宁都被杀绝的有8300多户，闽西被杀绝的有4万多户。

何叔衡（1876年－1935年2月24日），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一个农民家庭，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共一大代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何叔衡奉命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2月24日，中央局书记项英派便衣队送何叔衡和病弱的瞿秋白等去闽西，途中不幸遭遇敌人包围。几十个便衣队员用驳壳枪且战且走，冲到村南的大山上，敌人紧追不舍。何叔衡气喘吁吁奔跑困难，不愿拖累同志，面色苍白地向带队的邓子恢喊：“开枪打死我吧！”邓子恢让特务员（警卫员）架着他跑，到了一个悬崖边，何叔衡突然挣脱警卫，纵身跳了下去。

钱壮飞，我党隐蔽战线的“龙潭三杰”之一。1929年底，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任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 。1931年4月25日，钱壮飞及时将顾顺章叛变的绝密消息告知中央，为保卫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后进入中央苏区，历任中革军委政治保卫局局长等重要职务。1934年10月参加长征，遵义会议后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钱壮飞一生为我党作出巨大贡献，他在长征中如何牺牲也成为一个历史谜团。1935年3月末，钱壮飞在贵州乌江一带遇国民党军飞机轰炸，与部队失去联系，后被判定为牺牲。对于钱壮飞牺牲的地点和原因，一个比较公认的说法是：空袭遇难。1940年，周恩来把钱壮飞家人接到延安，告之钱壮飞早已牺牲的情况。钱壮飞次子钱一平回忆：“周恩来和邓妈妈把我叫去说，‘你爸爸在第二次过乌江时遭敌人袭击，展开了激烈战斗。等国民党飞机停止轰炸后，队伍集合走了一段路，我发现他不在身边，就下令一支队伍回去找……你爸爸牺牲了……那是1935年3月29日，他只有40岁。’”

湖南通道，一个幸运的名字，一个值得铭记的地方！从通道县城出发，西行40余公里，便来到通道老城县溪镇。罗蒙山下，始建于宋代的恭城书院掩映在郁郁葱葱的树林之中。在这座书院见证的数百年历史中，最令人心情激荡的便是奏响红军长征伟大战略转折先声的“通道会议”。

1934年12月，北风凛冽，寒气逼人。中央红军经过惨烈的湘江战役后锐减过半，翻越老山界抵达湖南通道县城。见到第四道封锁线被突破，蒋介石紧急调集五六倍于中央红军的兵力，在通道以北的城步、绥宁、靖县、洪江、武冈等地，张网以待，准备全歼红军。何去何从？中央红军面临着生死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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