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20余年来我国学术界最值得关注的动向之一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致力于研究中国经典诠释传统，力求在此基础之上创建当代“中国诠释学”或者说“中国阐释学”。但有一个现象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讨论，即虽然中国经典诠释传统源远流长，甚至可以说中华文明历史上较其他文明“更注重解释（interpretation）问题”也更具“诠释学倾向”（hermeneutic disposition），中国传统学术很少将诠释活动（包括理解、解释、诠释、阐释等）从“学以成人”的活动中分离出来，进行抽象的分析和探讨。本文试图指出，这种现象意味着我国经典诠释传统对于诠释活动有着不同于西方诠释学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实是源于孔子提出的一种具有突破性的“为学”观。讲清这个问题不仅可以阐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正式兴起的学理机制，也有助于深入了解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基本观念、思考路径与问题意识，从而为我们建构当代“中国诠释学”提供重要启示。
一、“必学而后为君子”与学必“效”中有“觉”
中华文明有着悠久的学习传统。相传舜帝已命夔“典乐教胄子”（《尚书·尧典》）。从西周开始，统治者更强调通过学习培养人们的基本德行和技能。到春秋时期，有识之士已认识到，学习活动乃是对生命本身的培养和提升活动。孔子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突破性地提出了一种新的“为学”观，其要点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必学而后为君子”，二是“学”必“效”中有“思”与“觉”，三是“为学”必“读书”“学文”。以下依次讨论。
强调“必学而后为君子”是孔子的一个核心观念，也是整部《论语》反复论说的核心主题之一。不过这个说法不见于《论语》，而见于《韩诗外传》卷八：
鲁哀公问冉有曰：“凡人之质而已，将必学而后为君子乎？”冉有对曰：“臣闻之，虽有良玉，不刻镂则不成器；虽有美质，不学则不成君子。”曰：“何以知其然也？”“……此四子者，皆尝卑贱穷辱矣，然其名声驰于后世，岂非学问之所致乎？由此观之，士必学问然后成君子。”
鲁哀公对“必学而后为君子”表示疑惑，当是因为他听说孔门有此主张；冉有所谓“臣闻之”自然是指闻之于他的老师孔子。冉有从正反两方面对“必学而后为君子”加以说明和论证，从正面讲是“士必学问然后成君子”，从反面讲则是“不学则不成君子”。与此类似的说法又见于其他文献，如《大戴礼记·劝学》《尚书大传·略说》《说苑·建本》等记载孔子多次说“君子不可以不学”，《墨子·公孟》也记载孔子后学公孟子说“君子必学”。综观这些文献尤其是《论语》的实际内容，冉有与哀公是否真有这段对话虽已无法确考，但“必学而后为君子”的观点不仅源自孔子无疑，而且为其弟子及后学所普遍认同并广泛宣扬。相对于之前的学习观念，孔子的这个观点最根本的突破在于，明确将“学”看作成为君子的必要条件，因此可以说既体现了“人”的自觉，也体现了“学”的自觉。
之所以说“必学而后为君子”体现了“人”的自觉，是因为这个说法表明了学习之于君子的决定性意义，所谓“不学则不成君子”。这就改变了传统的君子概念。早在西周时代就已出现的君子概念最初主要是指“有位”者，即由于血缘关系和世袭权力而享有政治权位与社会地位的人，简单地说就是“贵族”。孔子虽然并未完全弃用这种君子概念，但从《论语》中可看出，他已明确标举一种新的君子概念，即不再指“有位者”，而是指“有德者”。也就是说，君子不再是身份概念，而是人格概念，用以标识一种具有卓越德行和品质的整体人格，而不是指其出身高贵、享有政治权位。就最高目标而言，孔子本是主张学习成为圣人的，但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可见成为圣人实为常人所难能，所以孔子更多地讨论如何成为君子。陈来指出，讨论如何成为圣人、君子的问题其实就是探讨“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和“如何成为这样的人”的问题。孔子的回答则可一言以蔽之曰“学以成人”。需要强调的是，“学以成人”或“学为君子”不只是学习如何“修身”，也包括学习如何“齐家治国平天下”，用孔子自己的话说就是学习如何“修己以安人”（《论语·宪问》）。因此孔子所谓“君子”固然是指“有德”者，但这种“有德”者并不只是关心个人的心性修养，同时也具有对他人、社会、天下乃至天地万物的强烈关怀，并力求付诸实践。正是基于这种新的君子概念，孔子提出了“必学而后为君子”，这不仅意味着只有通过学习才能成为君子，也意味着每个有条件学习的人都可以通过学习而成为君子。
“必学而后为君子”更意味着“学”的自觉。日本学者子安宣邦认为，孔子是“最早开始自觉‘为学’的人”，并且是“第一个反思‘学为何物’的问题并试图将其形诸言语的人”。笔者认为这个判断是准确的。
孔子对“学”的自觉首先表现为，空前突出了“学”对于人的重要意义。之前的人们虽然已经认识到学习是培养生命、提升品质的重要途径，但尚未像孔子这样明确将“为学”视为区别“君子”与“小人”的必要条件。在早期文献中，“君子”概念出现次数最多的《诗经》（183次）和《左传》（180次），都没有把“君子”和“学”联系在一起的说法，只有《国语》记载范宣子说到“君子之学”（此时孔子已30岁），但也未明确将“为学”视为“君子”的必要条件。孔子则认为，“学”是成为“君子”的必由之途，因为“学”是最主要的“修德”“蓄德”途径。他明确指出：“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这说明，各种德行的培养和提升都必须通过“学”，离开了“学”则各种德行必皆有蔽，也就不能成为君子。《论语·季氏》载孔子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又《中庸》引孔子语曰：“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可见孔子认为人的“上”“次”“下”等存在等级，实是由其所“学”所“知”决定，只要愿学就不会真正成为下等人。正因如此，孔子又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颜回之所以成为孔子最喜欢的弟子，也在于他“好学”。孔子之所以如此重视“好学”，就在于认为只有通过“学”才能成为君子。
孔子为此又特别提出了四个观念。第一，就目的而言，“学”必“为己”。故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为己”之学就是自觉以“学为君子”、提升人格为根本目的。所以后来《荀子·劝学》明确将“为己”之学等同于“君子之学”，而将“为人”之学视为“小人之学”。第二，就内容而言，“学”必以“修德致道”为主。故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又说“君子学道则爱人”（《论语·阳货》）；子夏也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总之，要成为“君子”，除学习实用知识与技能外，更重要的是学习如何“修德致道”。第三，就对象而言，几乎无人不可为师。故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子贡也说：“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这说明，既可向“典型”榜样汲取经验，也可向“反面”教材吸取教训。结合《易传》尤其是《象传》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等说法，甚至可以说天地万物都能成为学习对象。第四，就过程而言，“学”乃终生之事。换言之，“学为君子”、“学以成人”乃是一个永无止息的过程。所以孔子自述“学而不厌”（《论语·述而》）。子夏也说：“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论语·子张》）又据《韩诗外传》卷八记载，孔子曾明确强调“学而不已，阖棺乃止”。因此后来《荀子·劝学》开篇就说“学不可以已”，又说“学至乎没而后止也”。这最后两点意味着，“学为君子”者实是时时刻刻都在“学”。
总之，对于孔子来说，“人就是一种‘学’的存在”。人与禽兽之别、君子与小人之别，就其根源来看，就在于能否学以“为己”、能否“下学上达”，尤其是能否“学而不已”。
孔子对“学”的自觉还表现为他对何谓“学”的问题提出了新主张。
汉代学者多以“觉”训“学”。如《说文解字》说：“斆，觉悟也。”《白虎通义·辟雍》也说：“学之为言觉也，以觉悟所不知也。”《广雅·释诂》亦将“学”与“㦌、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