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5年，波澜壮阔，气势恢宏，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壮丽史诗。回顾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新中国史无疑是其中最为光辉的篇章。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运动；列宁运用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由理想变为了现实，建立了第一个横跨欧亚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欧的七八个国家和亚洲的中国、朝鲜、越南、老挝，以及拉丁美洲的古巴等，先后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由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掌权的社会主义国家拥有了世界1/3的人口和1/4的土地。尽管苏东剧变以后，世界只剩下中国等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中国一国的人口数量便超过了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口总和，并早已成为制造业位居世界第一、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的工业大国。这一事实不仅有力证明了苏东剧变并不意味社会主义的消亡，而且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具有无限强大的生命力。
只要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运用唯物史观分析新中国的75年，人们就会看到，无论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还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也无论是在建设方针正确的时期，还是在有所偏差的时期，这75年历史的主题都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展开的，首要主线都是把中国早日建成国力强盛、人民富庶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中取得了日新月异、天翻地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总结出丰富的宝贵经验，获得了许多带有规律性的认识。
什么是社会主义？人们至今虽不能说完全清楚了，但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阐释，以及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百余年来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对它的基本原理和主要原则还是清楚的，特别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这一认识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楚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迈向人类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还不能消除工农、城乡、脑体劳动的三大差别，还不能做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还不能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分配方式，而且，“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但它在前进方向上，是以达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在制度设计上，是为实现共产主义做准备的；在价值观上，是以共产主义为取向的。因此，社会主义阶段属于共产主义的范畴，是与资本主义有着根本区别的。其中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资本主义是“以资为本”的社会，一切围绕资本的利益、服从资本的需要，即资本至上；而社会主义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一切围绕人民的利益、服从人民的需要，即人民至上。
社会主义阶段究竟需要多长时间？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讲，在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出现之前也不可能讲。列宁在社会主义政权建立之初，曾认为社会主义阶段不过10年、20年，但他后来发现实现共产主义没那么容易，提出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概念，并推行了利用市场、商品货币关系、部分私营与外资企业的新经济政策。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也犯过急性病，1936年就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但后来纠正了这个提法。新中国同样出现过把社会主义阶段看短的情况，犯过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后来虽然经过挫折冷静了下来，正确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但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主要任务的认识还存在偏差。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才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也有高级阶段和初级阶段之分；在对社会主要矛盾和党的主要任务的认识上，也重新回到了党的八大的判断，即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主要任务是领导人民进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开启了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新中国已历经近70年建设的实际出发，庄严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在新时代新发展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总任务已经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什么关系？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曾做过十分精辟的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那就是不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我们都始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这些重要论述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虽在某些具体政策上与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有所区别，但在主要原则上，遵循的仍然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前进方向上，仍然是以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和共产主义为目标；在制度设计上，仍然在为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做准备；在意识形态上，仍然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作指导。弄清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5年是建设和探索社会主义的历史，接下来就要回答为什么说这75年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光辉篇章？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对新中国各个领域分别作出考察。为此，本文拟对新中国75年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在建设和探索社会主义过程中取得的成就及经验作一番简要而系统的梳理。
在经济领域，建成了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并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近代中国之所以会诞生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会带领人民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三座大山”，成立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其最深刻的原因在于，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从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伟大的民族国家，一步步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民族危亡，一切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救国救民，纷纷学习西方，但最终均以失败而告终。直到十月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终于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
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标志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新中国成立前夕和初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考虑到一方面旧中国留下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一时难于开展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工业化建设，另一方面，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所以，决定先搞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即只没收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财产，将银行、铁路、港口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企业收归国有，作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私营工商业，则利用它们的积极性，为今后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积累资金、准备条件。但新中国成立仅仅两年，国营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就有了极大提升，尤其又碰上苏联因为中国抗美援朝而承诺全面援助我国以重工业为重点的“一五”计划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所以，党中央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将私营工商业和个体农业改造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适应资金、物资、人才均匮乏情况下的大规模工业化基础建设。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中央发现工商业中的公有制比重过大，计划统得过多，并不适合中国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不利于经济的活跃和人民的生活，故一度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设想，即在国家、集体经营和按计划生产、销售为主体的情况下，允许个体经营、按市场变化的自由生产和自由市场作为补充。然而，由于那时对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速度的过急过高要求，供需矛盾越来越紧张，这一设想不仅一直未能实行，反而促使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越来越高，经济计划统得越来越死，国民经济中的重大比例关系越来越不协调。所以，改革开放一开始，首先做的便是调整失衡的国民经济比例，随后又在城市恢复了个体经营，在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计划经济为主的前提下扩大了市场调节的范围。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市场调节范围越来越大，产生了雇工不受名额限制的私营经济。于是，党和政府从实际出发，将过去几乎百分之一百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改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11月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指出的：“四十年来，我国民营经济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截至二〇一七年底，我国民营企业数量超过二千七百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六千五百万户，注册资本超过一百六十五万亿元。概括起来说，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税收，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企业数量。”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还能说公有制占主体？如果公有制不占主体了，还能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运用在探索社会主义过程中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即判断某种所有制是否占主体，主要应当看它对经济是否拥有绝对的控制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允许私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但在基本经济制度中，公有制仍然占主体地位。改革开放后被多次修订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始终规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国有经济，即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土地除有法律规定国家所有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宪法》是这样规定的，实际也是这样做的。中国自从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凡是土地、矿藏、河流、森林等构成生产要素的自然资源，就都属于国家和集体所有了。改革开放后，民营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但凡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都由国有企业独资或控股经营，凡是重大基本建设项目也都由国家作为投资主体，在全社会资产总额中，国有企业仍然占据绝对优势。因此，说我国当前仍然由公有制占主体，是毫无疑义的。
同时也要看到，个体私营经济在满足市场需求、吸收就业人口等方面有着巨大作用，但国有企业更多承担着一些对国家对社会有利而对自己无利可图甚至亏本的重大项目。国有企业不仅要纳税，而且还要上缴利润。例如，2021年仅中央企业就实现利润总额2.4万亿元。另外，党和政府在依法保护个体私营经济合法权利及利益的同时，也在加强对它们的引导、监督和管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的：“既不让‘资本大鳄’恣意妄为，又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政治和经济问题”。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所有制决定分配制度。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所以在分配制度上也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个重要方针，即要“推动全党把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贯彻到谋划重大战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务、推进重大工作的实践中去，经常对表对标，及时校准偏差”，强调“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理顺效率与公平、政府与市场、改革与民生等重大关系。
以收入分配制度为例，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并提出一系列改革举措，如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完善最低工资和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完善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健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报酬机制；等等。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则进一步强调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出若干改革举措，如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健全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等等。
再以资源配置问题为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的提法改为了“起决定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作出过重要论断：“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目前，我们仍然在探索如何把政府和市场两方面作用结合好、两方面优势发挥好的问题，思路愈发清晰。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促进发展，实行了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然而，在产生积极效果的同时，城乡、区域、群体的收入差距也出现拉大的趋势。对此，邓小平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说过：“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确保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契机，在全国开展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脱贫攻坚战，使近1亿人的农村贫困人口（按当年标准）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和12.8万个贫困村全部摘帽出列，同时提出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推动农民收入进一步增加；在缩小区域发展方面，除了继续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中部崛起速度加快、东部率先实现高质量发展外，又实施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战略，加强了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发展的支持力度。
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了全面深化改革。所谓全面深化改革，一个核心要义就是要进一步端正改革的目的和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坚持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审视我们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哪里有不符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哪里就需要改革；哪个领域哪个环节问题突出，哪个领域哪个环节就是改革的重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改善并不是全部，人心向背也不仅仅决定于这一点。发展了，还有共同富裕问题。物质丰富了，但发展极不平衡，贫富悬殊很大，社会不公平，两极分化了，能得人心吗？”“我们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要“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明确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则包括：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做到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等等。《决定》在阐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时，强调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阐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时，强调要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完善收入分配和就业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所有这些，无疑都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经验的总结和运用，都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贯彻的原则。归纳起来，就是改革必须以人民为中心，具体说，就是要进一步坚定改革的正确政治方向不动摇，进一步明确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走样，进一步聚焦改革的着重点不偏离。
毛泽东在为1954年《宪法》草案作说明时讲：“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原则，要达到这个原则就要结合灵活性。”这一论述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既要有原则性，也要有灵活性。所谓灵活性，就是在不违反原则性的情况下，把原则与具体情况相结合。75年来，新中国正是按照这一经验，把社会主义的原则与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相结合，不断调整社会主义所有制体制和经济体制，使它最大限度地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需要。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5年不仅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用几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历程，而且在许多领域都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
例如，旧中国不仅工业落后，而且门类奇缺，仅有少量的机械维修和纺织、卷烟、粮食加工等轻工业。新中国仅通过四个“五年计划”建设，就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成为目前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另外，早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的尖端科技领域就实现了“两弹一星”的突破；进入21世纪后，更在量子通信、超级计算机、人工智能、5G技术、探月工程等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我国现在在尖端科技领域还有许多地方技不如人，但也要坚信，只要继续沿着已有的道路走下去，假以时日，那些被“卡脖子”的技术也是一定会被一一攻破的。
再如，以1950年的中国和美国相比，钢产量是60.6万吨对8772万吨，相差100多倍；而2023年，中国钢产量是10.19亿吨，美国是8070万吨，反超其12倍。中国1949年仅有铁路2.18万公里，里程数比印度还少；地铁和高铁也很晚才开始建造。但到了2023年，中国铁路里程总长已达15.9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二，里程数远远高于印度；高铁运营里程4.5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一；城市地铁运营里程位居世界前列。1978年中国的汽车产量仅14.91万辆，但2023年达到了30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突破900万辆，市场占有率超过30%，成为引领全球汽车产业转型的重要力量。此外，中国其他产业也一路蓬勃发展，量与质都有了极大跃升。这一切，皆得益于中国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得益于新中国75年来通过接续努力打造出的完整产业链。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断宣称“脱钩”，要把产能转到其他国家，但总也“脱”不彻底、“转”不干净，原因盖出于此。
在政治领域，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并不断加以完善和法制化
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在政治领域取得的最大成果，就是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制定了社会主义的《宪法》，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基层群众自治等基本的和重要的政治制度。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中都论述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其中最全面最系统的是《正处》。在《正处》一文中，毛泽东深入分析了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后的阶级状况，创造性地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完全不同性质的矛盾，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历史证明，从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22年，新中国对社会主义政治的建设和探索，除了“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时期，基本上都是按照《正处》勾画的蓝图进行的。那一时期，政治建设和探索取得的历史性成就，除了确立社会主义的根本和基本政治制度外，还有初步掌握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规律，制定了社会主义的法律，建立社会主义的立法和司法体系，开辟社会主义的政治道路。正是这一切，使我国“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中国发展富强、中国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在建设和探索中也出现过偏差和曲折，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损失。其中最集中的一个表现是，“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直至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导致“文革”，混淆了敌我，“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对此，我们必须“彻底否定”。然而，“文革”长达十年，在这期间，中国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社会？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否在对社会主义进行建设和探索？对这些问题如果不搞清楚，势必影响对新中国75年历史的评价。
关于“文革”，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二个历史决议）作过专门的分析和判断。对“文革”被错误发动的动机问题，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就是说，“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在分析“文革”发生的历史原因时指出：“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就是说，发动“文革”仍然属于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性质。第二个历史决议在分析“文革”期间经济、国防、外交工作时指出：在那十年里，“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就是说，“文革”时期，各方面的建设仍然在进行并取得了一定成绩。第二个历史决议在分析如何看待那一时期我们党和社会的性质时指出：“文革”期间，“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这些论述清楚地表明，要把“文革”和“文革”时期相区别，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祸国殃民的罪恶相区别；我们对“文革”要彻底否定，但对那一时期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绝不能否定，对我们党在那一时期领导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取得的成就绝不能否定；那一时期对社会主义政治道路的探索无疑是失败的，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它也是在探索。
改革开放后，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已有成就和经验教训基础上，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取得了一系列更加重大的成就和更加成熟的经验。例如，进行了政治领域的拨乱反正，否定了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两个凡是”的方针，平反了“文革”中间及之前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停止使用了不适合社会主义社会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恢复了党的八大作出的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同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重大历史问题进行了总结、作出了评价，确立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制定了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
又如，进行了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的改革，改变了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解决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实行了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废除了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建立了新老领导干部交接班的制度，将企事业单位党委领导下的行政首长负责制改为了行政首长负责制，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领导不能交叉任职，并对国务院和各级政府进行了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解决政企不分、机构臃肿、人员庞杂、效率低下等问题。
再如，开展了法制建设，提出不能以党代政、以党代法，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和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方针及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使国家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轨道，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制定并颁布了既体现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原则，又体现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改革开放和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精神的1982年《宪法》，并在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2018年进行了5次修订。同时，抓紧立法工作，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法律，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改革司法制度，完善政法队伍管理体制，重建和壮大律师队伍。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并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对全面深化改革作了系统擘画。这个决定与以往关于改革的决定不同，不是单讲经济改革，也不是单讲政治和文化改革，而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的：“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同世界上一些地区和国家不断出现乱局形成了鲜明对照。这说明，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不足，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我们要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须从各个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决定》就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强化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等方面的改革，作出了一系列进一步规定。《决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除了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外，还就“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提高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水平”等方面的改革作出了许多具体规定。
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是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政治力量。党的自身建设，以及对党在执政条件下保持革命性、先进性、纯洁性的探索，也是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与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之始，我们党就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着手党的制度建设，先后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文件，建立了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制度、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中收受礼品实行登记的制度及选派部级干部到地方和部门巡视的制度，采取了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政府行政监察部门合署办公、在检察院设立反贪污贿赂机构的措施；先后开展了包括1983年整党，1989年做合格共产党员的教育和在部分党员中进行党员重新登记的工作，1998年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2005年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在内的集中教育活动；严厉打击了涉及党员的经济犯罪，加大了反腐败斗争力度，逐步确立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违法违纪案件、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的反腐败格局，形成了党委集中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体制机制。
进入新时代，面对过去一个时期“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问题，存在不少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边缘化问题”；“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出现严重危机，一些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风气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盛行”等问题，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
进一步明确政治建设的指导思想 例如，制定了新时代统筹推进“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并将其写入宪法；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任务及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要求；明确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确保法律法规和制度政策出台前、出台中、出台后进行合宪性审查；加强宪法的解释工作，落实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建立宪法宣誓制度，促使国家工作人员树立宪法意识，建立国家宪法日，广泛开展宪法宣传教育。
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 例如，把“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第一条，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加强了党中央对涉及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重大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创新 例如，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实行从民主选举到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全链条民主，以及从过程民主和结果民主到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全方位民主，从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到社会民主、立法民主、司法民主、党内民主、党际民主的全覆盖民主。
推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的政治安全建设 例如，把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与政治安全结合起来，一方面筑牢政治制度的根基，另一方面，开展同来自内部和外部一切危及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行为的斗争；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潮，健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维护意识形态阵地；开展涉疆、涉藏的斗争，严厉打击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顶住和反击外部的极端遏制打压；坚决打击“反中乱港”势力，防范和抵制外部势力对香港事务的干预，推动香港局势由乱到治、由治到兴的重大转变；坚决反对“台独”的分裂行径，有效应对外部的干涉和军事挑衅。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下的党建 例如，要求各级党组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和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强调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纠治党内的各种不正之风；接连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为主题的党内集中教育、党纪学习教育等集中教育活动，做到警钟长鸣，防患未然；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案件，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腐败的一个温床是党政干部与私人资本之间的不正当联系。因此，预防腐败除了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干部思想上的免疫力之外，还要从制度上采取措施。例如，允许私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但绝不允许各级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允许党政干部及其家属买卖股票和委托金融机构理财，但县（处）级以上干部买卖的每只股票、每个理财产品，必须在年终的个人事项报告书中如实填写买入价格和收益；允许并鼓励党政干部积极主动为民营企业排忧解难，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但绝不允许违反规定出入私人会所，同民营企业家之间进行权钱交易、利益输送。在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重新修订印发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领导干部及其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领导干部离职或退休后从事经营活动做出了更加严格的规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这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所有这些措施，目的都是为了从制度上切断党员干部与私人资本之间的利益关联，防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官商勾结。正是这些措施，使我们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在党的十八大后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的状况得到了根本扭转，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得到了全面巩固，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又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
我们党过去产生过、今后也难免会产生少数腐败分子，制度和政策有时也会出现这样或那样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但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政党性质和党的纪律，决定和规定了党和国家政策的制定者与决策的参与者都不能办私人企业，不能拥有私人资本。因此，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取向，政策、决策的出发点都只能是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考虑。而在资本主义国家，商品交换的原则可以“合法”进入政治领域，政府、政党、政客可以公开代表私人资本的利益，政党竞选可以接受私人资本资助，也允许私人资本用金钱雇人游说议员，官商之间相互勾结、利益输送完全正当，因此，资本主义制度决定了政府的政策必然向资本倾斜，为了资本利益最大化，不仅可以“合法”腐败，还可以“合法”损害民众利益，牺牲精神文明、破坏生态环境。
在文化领域，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明确规定，新中国文化是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应当“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党和政府始终高度重视新文化建设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并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对旧文化进行改革，为建设新文化提供制度和组织保障。例如，为了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干部群众，陆续出版发行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及《毛泽东选集》；大力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进行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教育，组织学习劳动创造世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国家的阶级性质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树立了雷锋、王进喜、焦裕禄、大庆、红旗渠等一批体现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先进典型，产生了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国通史》等为代表的学术著作，涌现出一批以小说《红岩》、电影《红色娘子军》、京剧《红灯剧》、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歌剧《洪湖赤卫队》、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等优秀作品为代表的文艺创作成果。
为了帮助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提高政治觉悟、适应和服务新社会，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推动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逐步树立为人民服务和人人平等的无产阶级思想。为了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错误思想，抓住一些典型事例，对实用主义哲学、庸俗进化论、改良主义社会学、历史唯心论、民族自卑和民族虚无主义观点、崇美恐美思想开展了批判。后来在批判中也逐渐出现“左”的偏差，混淆了思想与行动、是非与敌我的界限，直至发展到把学术和文艺作品与现实政治斗争直接挂钩，并由此引出“文革”，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
改革开放后，党中央推翻了“四人帮”污蔑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在肯定文艺不能脱离政治，文艺工作者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人民和国家利益的前提下，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提法取代了以前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强调对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不要横加干涉，要改善文艺发展的环境。“文革”时期倍受冲击的教育和社会科学、新闻、出版等意识形态领域，在否定“两个估计”（即“文革”前17年科技教育战线执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错误结论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正确方针下，呈现出大发展大繁荣的局面。
在解放思想、破除“左”的思想束缚以及对外开放的进程中，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也曾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例如，有人曲解解放思想的方针，否定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有人认为人都是自私的，人生没有意义；有人创作宣传“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的电影；有人宣扬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异化”的观点；有人鼓吹抽象民主，主张反革命言论也应当有发表自由；有人把党性和人民性对立起来，主张党报不能只是党的喉舌，也要当人民的喉舌。还有人鼓吹西方所谓的“现代派”思想，宣扬文学艺术的最高目的是“表现自我”。另外，“一切向钱看”的歪风也在文艺界传播开来，不少人用庸俗低级的内容和形式捞钱，把精神产品商品化。在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及有益的知识、文化的同时，不分析、不鉴别，盲目推崇和引进西方的学术文化，以至一些连西方国家也认为低级庸俗或有害的书籍、电影、音乐、舞蹈及录像录音也被大量输入。面对这些情况，邓小平鲜明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在抓物质文明的同时也要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要努力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文化体制改革也逐渐起步，除了图书馆、博物馆等不带商品属性的文化服务单位及需要国家财政资助的有特殊艺术价值的艺术表演团体外，其他文化单位基本进入市场，纳入第三产业，实行自负盈亏。另外，还出现了个体经营的租书摊、台球室、游戏机室、旱冰场、舞厅等。在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情况下，文化领域乃至整个社会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媚俗庸俗和道德失范、丑恶现象沉渣泛起的问题，以及一些青年学生信仰迷茫、价值观扭曲的现象。针对这些情况，党中央提出要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在党的十八大上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有关部门在承认文化市场的同时，针对黄赌毒和偷税漏税等问题也出台了一系列管理办法和规定。
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政府在对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和探索上，一方面接续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已有的成绩，另一方面，纠正探索中的偏差，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进行了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建设和探索。
（一）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提高到了新的高度
随着所有制改革不断深化，市场调节范围越来越广，对外文化交流不断扩大，人们思想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显著，文化领域的相互交流交融交锋日益激烈，由资产阶级自由化中派生出的西方“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一度甚嚣尘上，使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受到严重挑战。在党员尤其干部队伍中，“有的对共产主义心存怀疑，认为那是虚无缥缈、难以企及的幻想；有的不信马列信鬼神，从封建迷信中寻找精神寄托，热衷于算命看相、烧香拜佛，遇事‘问计于神’”。在对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问题上，“社会上也存在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中国现在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有的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说教，没有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统性。在实际工作中，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与“一些单位和党政干部政治敏感性、责任感不强，在重大意识形态问题上含含糊糊、遮遮掩掩”有直接关系。为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巩固和强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作为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中的“根本制度”，要求“党校、干部学院、社会科学院、高校、理论学习中心组等都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必修课，成为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宣传的重要阵地”；“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落实到思想理论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教育教学各方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同时，强调各单位各部门的党委“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
（二）把坚持党性、敢抓敢管、打好主动仗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方针
一段时间内，国内国外、网上网下的敌对势力一度气焰嚣张，畅行无阻。它们贬低中华文化，否定中华民族历史贡献，否定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奋斗史，歪曲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歪曲改革开放历史，大肆宣扬西方价值观，恶意编造、肆意传播政治谣言，利用一些热点难点问题进行炒作，煽动基层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挑动党群、干群关系对立情绪，企图把人们的思想搞乱，浑水摸鱼、乱中取胜，在我国制造“颜色革命”，妄图利用互联网“扳倒中国”，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面对这一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否定了把“不争论”作为意识形态工作方针的做法，强调：“所有宣传思想战线上的党员、干部，都要旗帜鲜明坚持党性原则。党性原则不仅要讲，而且要大张旗鼓讲、理直气壮讲、坚持不懈讲。不要躲躲闪闪、含糊其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主动发声，让人家了解我们希望人家了解的东西，让正确的声音先入为主。对别有用心的人散布的政治谣言和奇谈怪论，我们的党员、干部耳朵根子不要软，不要听风就是雨。同时，我们不能默不作声，要及时反驳，让正确声音盖过它们。这与韬光养晦或不争论是两码事。”“在事关坚持还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我们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对那些恶意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歪曲党史国史、造谣生事的言论，一切报刊图书、讲台论坛、会议会场、电影电视、广播电台、舞台剧场等都不能为之提供空间，一切数字报刊、移动电视、手机媒体、手机短信、微信、博客、播客、微博客、论坛等新兴媒体都不能为之提供方便。”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要当战士、不当绅士，不做‘骑墙派’和‘看风派’，不能搞爱惜羽毛那一套。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要履行好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以战斗的姿态、战士的担当，积极投身宣传思想领域斗争一线”。
对于各级党委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一定要关注意识形态动向，对错误倾向要旗帜鲜明地亮明观点：“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抓意识形态工作，带头阅看本地区本部门主要媒体的内容，带头把住本地区本部门媒体的导向，带头批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定期听取新闻舆论工作汇报，对重要工作靠前指挥，对重要稿件亲自把关，在重要关头加强对媒体的指导调控。对政治性、原则性、导向性问题，必须旗帜鲜明、敢抓敢管，对出现偏差和错误的要严肃批评、严肃处理，对发出正义声音而受到围攻的媒体和新闻舆论工作者要坚决力挺。”习近平总书记特别要求高校的领导要旗帜鲜明地抵制错误观点，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高校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高校、院（系）等党组织书记、行政负责人要担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敢抓敢管、敢于亮剑，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如果有人以所谓‘学术自由’为名诋毁马克思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那就应该旗帜鲜明予以抵制。”“各级党委和宣传思想部门、组织部门、教育部门要加强领导和管理，党报党刊党网、党政干部院校、大专院校要强化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在重大问题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绝不允许与中央唱反调，绝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
习近平总书记从变化了的实际出发，高度重视互联网的意识形态斗争，指出：“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强调“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党管媒体，不能说只管党直接掌握的媒体。党管媒体是把各级各类媒体都置于党的领导之下，这个领导不是‘隔靴搔痒式’领导，方式可以有区别，但不能让党管媒体的原则被架空”。“不要怕别人说什么。网上负面言论少一些，对我国社会发展、社会稳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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