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是世界上的唯一文明

前言 《道德经》云：“人之迷，其日固久。”现代人——尤其是学者——在文明史观上几乎都是颠倒黑白，把西方中心论的说教当作“颠扑不破”。有一句名言：“真理属于人类，谬误属于时代。”后者为当今世界的社科特质，前者是我们正本澄源的取向。 

 这里不讨论神秘的“史前文明”和“地外文明”。本文重审吾人生活在其中的现代社会的来龙去脉。 “来龙”？今日世界文明来自“龙”！美国莱斯大学教授史密斯（Richard Smith）在其书中写道：“《易经》中的龙是所有创造力的源泉。” “去脉”？这里指西方中心论通过篡改历史（脉络），而“去中国化”。正如德国教育家赖希温（Adolf Reichwein,1898-1944）所言：在18-19世纪之交的欧洲，“中国与希腊的角色发生了互换：原先，中国一直被公认为人类智慧的发源地；现在，古希腊人被尊崇为世界最伟大的导师。”冈德·弗兰克也说：欧洲人在18世纪把中国奉为“榜样和典范”，19世纪则重新发明其思想传统，编造了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历史与社会科学。 

 事实上，中华文明是绝无仅有的原生文明和历史文明，所有其他的“文明”都是在近代基于前者成就的塑造或伪造；而欧美文明和泛西方“文明史”（包括从尼罗河到印度河的“文明古国”），则均为中华文明暂时的节外生枝。 

 几乎全部的现代性要素都是中国古人发明或发现的，诸如：时间与历法、数字与运算、经济与科技、制度与政治、知识与学术、审美与艺术、概念与文字…… 

 汉字之外无文明。17-19世纪，西方从中文和汉语文献中摄取“表意雅言”（通用概念），对其部落土话进行大换血，这才有了欧洲诸“表音文字”。现在各国官方语言文字的内涵都是中文“表意”（下文详述）。莱布尼茨指出：“所有其他的现代语言（在概念上）都将根源于汉语。” 

 （一）真相——世界文明的“元一” 莱布尼茨和耶稣会士共识：《易经》是人类社会的科学、哲学、数学以及逻辑、音乐、天文学和物理学的源头。《菲洛梅娜百科全书》称：“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他们发明了一切。”

 1705年，《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笛福说：“中国人早已发明了我们称之为‘现代发明’的那些东西。”他又说：“古代中国的知识超过了现代人的全部努力。……关于中国知识与发明的优异记录，在许多方面都使英语世界相形见绌。” 

 “泛西方”（欧洲、中东和印度）原创科学与文明的概率为零！欧洲民族在被卷入“天下文明”之前，属于最野蛮的部落（凯尔特人、日耳曼、斯拉夫……）。法国汉学家颇节（Guillaume Pauthier,1801-1873）说：“几个世纪以前，当我们的高卢和日耳曼祖先还是森林部落的时候，中国人就已拥有高度文明了。” 

 欧洲部落是亘古不变的原始停滞，如果仅凭其自身能力，他们永远无法进化到文明阶段。18世纪法国的雷纳尔神父（Abbé Raynal）感慨道：“只有中国才能展示人类文明史的景象，而地球上的其他部分则都处于创世之前的混沌状态。” 

 在郑和远航开始联通世界之后，中国传统的物质—科技文明，因突破国土生态的制约而发生了“爆炸”；与此同时，地理优势从亚欧大陆的东部转移到它的西端，后者已从“化外极边”变成了东、西半球之间的交通要冲。于是，欧洲（而后是美国）成为传统文明在全球化前期大跃进的“新开发区”。本质上，“欧美文明”只是历史中国“发明—发展机制”大爆发的惯性而已。 

 另一方面，中华文明不仅派生“文明旁系”，而且还激活了“文明天敌”。后者依靠地缘政治优势（立于不败、战无不胜）成为持久的战争源，从而使域外的财源资源向己方滚滚倾注，这也是西方骤然腾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大英帝国是“蒙古帝国的升级版”（British Empire: upgraded version Mongol），都是由中华文明的技术、管理、制度和方法等文明成分，溢注到蛮族那里所造成。它们都属于中华文明启动越来越大的“天下”的（负面）后果。 

 中华文明演进的轨迹是“阴阳周期”（易经序卦），表现为兴衰起伏和螺旋递进。最近几百年，它正陷于低谷，而文明天敌则越发“阳亢”——僭据世界舞台的中央，不仅弑害文明母亲，而且编造自己的不朽谱系。其实，西方就这几百年的光景（没有历史与未来）。雷纳尔神父还说：“只有中华文明能够超越‘末日铁律’，而所有其他国家，无论多么强大，则不久均会分崩离析。”老子曰：“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殇折）。” 

 按照美国社会学家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 1929-2005）的说法，西方目前的地位只是对有史以来“中国中心”（Sinocentric）的短暂“篡窃”——世界经济中心在1800年之前一直是在东亚，之后转移到西欧和北美；进入21世纪，它正在返回东亚。 

 现代文明是中华“天下”的最大展开。美国历史学家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写道： 1990年代以来涌现出一批重要的学者，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中国在近现代人类社会的角色已被严重忽略”，这导致了极其扭曲的文明史观。其中有些人强调，从15世纪至今，“中国世界”（Sinic world）一直存在并发挥作用（尽管表面上是西方主导）。……冈德·弗兰克认为，这个世界体系已经存在了五千年，而中国则始终是它的中心枢纽；西方“崛起”只限于19-20世纪，它是“中国中心”（China-centered system）的暂时中断。……那些主张现代世界（文明）起源于欧洲的人，都犯了西方中心论的错误。 

  文明演进的轨迹已被篡改。包括欧美在内的现代人类社会从何而来？不是来自西方版“文明史”。后者是依靠考古伪证和“中国编年”虚构的。   

 （二）进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真正的文明产生的概率之小，难度之大，其（负面性）后果之严重，以及整个过程所需要的智慧之高超；凡此种种，都是现代人难以想象的。《道德经》曰：“能知古始，是谓道纪”“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 

 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人类社会文明——宇宙中罕见乃至唯一的文明——究竟是怎么来的？大体而言，它在宏观上是一连串“因果变异”的结果： 第一，约35亿年前，银河系变异出“生命星球”（地球上有了生物圈和相关的自然环境）。她承载和养育着亿万鲜活物种，它们均通过新陈代谢和生息繁衍来延续群类。生命之轮，循环往复。（生物圈的寿命为几十亿年） 第二，约400万前，生物圈变异出“反噬种类”——人（智能生物）。幸亏天造地设（千山万水、千沟万壑、千变万化）将他们钳制在狭小而脆弱的生态环境之中，但凡有为，必遭致命报应。（生物圈寿命减少了一大半） 第三，约6000年前，人类社会变异出契合自然的文明——通过《易经》复制出属于人的“造化功能”（发明—发展机制）。唯恐它退化成反噬生物圈的巨灵，文化礼防与上苍惩戒乃双管齐下。（生物圈寿命只剩下几万年） 第四，约300年前，天道文明变异出“矛盾的对立面”——“弑母文明”（残害自然母亲与文明母亲）。天道文明以传统技术联通世界（自然无险可守），衍生出她自己和生物圈的“天敌”。（生物圈寿命仅剩下一两千年） 

 这就是说，针对外物（主客二分）从而导致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双重冲突的西方“文明”，只能是最后出场。英国哲学家切斯特顿（G.K.Chesterton,1874-1936）于1903年说：“西方文明是最近现象，只有一百余年的历史。”有人以其“古建筑”说明欧洲“历史悠久”。殊不知，所有西方成果都是1760年以后才会有的；一本剑桥版历史书揭露，哥特式建筑的原型是“中国风”亭台楼阁，只不过被反复改造得面目全非而已。 

 西方出场则意味着文明史、人类史和生命史皆来到了尽头。这是由传统文化全面失控所造成的。《道德经》曰：“复（补救）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文明以及万物众生还能返回《易经》的和谐之道吗？《易经·系辞》云：“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其意为：如果《易经》无法发挥作用，那么乾坤也许会几乎停止存在了。 

 世界历史上，中华文明是宇宙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人是万物之灵，为天地立心；夜幕中的世界，只有赤县神州点缀着的灿烂灯光。但到了近现代，由于西方这一用文明装备和装饰起来的超级蛮夷，“入主”世界舞台；地球生物圈就患了癌症。

 人类学家弗朗索瓦（Damien François）写道： 随着全球化和欧美文明的扩张，原本侵蚀西方内部的癌细胞如今正在向外扩散。……西方文明是在精神上和生态上双管齐下地毁灭世界。……反噬大地母亲的是被其所孕育的生命之一，即西方版人类。……西方的命运是悲剧的，因为它的固有属性是危害文明乃至整个地球家园。  宇宙进化至人类，再就有了模仿自然的文明，最后来到了反自然（西方式）现代社会。    

 （三）地理——发祥文明的自然条件 这里只讲东半球。根据中国星球研究所的报告，北纬30°地带原被“行星热风”所笼罩，是地球上最干燥的区域；然而，由于喜马拉雅山在大约距今6000万年前的隆起，在北纬30°地带的东部形成了最大的海陆水循环圈。这里应该是人类与文明的双重发祥地。 

 “适度挑战”是创新和进步的必要动因。华夏大地乃独一无二的“自然对人类的适度挑战”，它是指适中光照（纬度）与适中降水（经度）的交叉区域。《周礼》称为“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杜佑《通典》云：“覆载之内，日月所临；华夏居中土，生物受正气。其人，性和而才慧；其地，产厚而类繁。所以诞生圣贤，继施法教，随时拯弊，因物利用。”说的是：唯有中国能够诞生“发展型文明”，其原因正是“天定”为主，“人为”为辅；而且两者是有机联系：地理适中→物产丰富→其人聪慧→善于治理 

 “适中光照”带来四季分明，“适中降水”带来雨热同期；两者为遵循自然规律而“人为增产”，提供了可能性。再者，中国是地貌、气候、物种以及人的口音和社会风俗皆多样性，又能“一气贯通、八方交融”，这就有利于形成“无远弗届”的天下观和“高深玄远”的认识论。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无论是过分的挑战，还是过弱的挑战，都不能引起一种创造性的应战。”中国之外都属于这种情况（指历史时期）。在热带和亚热带（例如印度）：一方面，植物生长快，人的生活简易，这属于“过弱挑战”；一方面，酷热难熬，不便于人的劳作，这属于“过分挑战”；因此，这里不可能产生文明与科技，更没有必要品尝“周期律”的福与祸。 

 泛西方都是“过分挑战”：中东和北非及印度河流域均为干燥区，地中海是“非时雨”（雨季与植物生长期相反），欧洲是：非时雨＋高纬度（光照少）。因而在客观上，泛西方不具有产生文明所必需的“创造性应战”。后者就像中国神话所描述的那些（钻木取火、大禹治水、愚公移山……），而古代西方则都是寄托于怪力乱神（尽管“希腊神话”全是19世纪欧洲的浪漫主义作家或诗人虚构的）。 

 姑且不论这一点，即古埃及、巴比伦和苏美尔所处的位置，在古代都还在海里。尼罗河汛期是6—10月，之后则阳光微弱（缺少“光合作用”），庄稼如何生长？所谓“冬季农业”，仅在现代条件下可作物辅助经济；若是在往昔，就连生产者自己都养不活！因此，古代尼罗河流域不可能有农业。  自然条件不支持西边“文明古国”（B.古印度/印度河；C.苏美尔、巴比伦等；D.古埃及）。上半图为陆地降水量，中国（A）为充分，而其西面则是干燥区。下半图为地表生物量（植被），中国（A）以西均为匮乏（土地贫瘠）。值得注意的是，埃及尼罗河三角洲有个“绿点”，但古时不存在。再说尼罗河的汛期是6—10月，也就没有适合种粮的时间。    

 （四）智慧——古代文明需要“玄学” 老子曰：“智慧出，有大伪。”西方或现代的科学与哲学以及认识论与方法论（包括“古希腊”的），凡此种种，均为智慧的门外汉；它们在近代以前，除非被“道”开发和监护，都行不通，而在汉字圈以外则根本不存在。针对自然（主客二分）的希腊哲学与科学，皆属于近世的思维模式，而且是“道”（智慧）的分裂或异化形式。 

 人是“智能生物”，具有“反克自然、造福自己”的无限潜力；它被称为“智能禀赋”（也可以叫“第二本能”）。这是一切技术、知识和学术以及物质文明的根源。然而，在人类社会演进的过程中，智能禀赋，在期初的数百万年中是“被禁用”，因而才会有漫长的原始停滞；在最近几个世纪是“被解放”，这才有了突飞猛进或长足发展。为什么会如此？“被禁用”和“被解放”都是怎么回事？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第一，“被禁用”？智能禀赋是“双刃剑”，兼具正能量（造福）与负能量（肇祸）。而近代以前的闭塞自然环境则不兼容智能禀赋（由于双刃剑在内部，不能向外），动辄自毁家园、自取灭亡，这犹如老天爷“禁用”。 第二，“无害开发”。华夏首先告别原始停滞，这归功于“高级智能”——“道”（易道或天道）。它以“天人合一”为前提而谋发展，其要领是：模仿、维护和发挥“天地化生万物”的功能，而形成“利用—厚生机制”。 第三，“被解放”？经过几千年的努力和随着物质文明的进步，人们的活动范围乃至“天下”均越来越大；终于因郑和远航开始联通世界，地理制约变得形同虚设，再加上儒家的“全球启蒙”，这就使智能禀赋获得解放。 

 斯塔特曼的著作《全球启蒙：中国科学与西方进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23）阐明这一主题，即传统中国的科学和科学发展观，在18-19世纪对欧洲及其影响范围进行了“启蒙开化”，并且启动了西方社会的快速进步；后者是以中国智慧为源泉，以中国传统的科技成果为基础而展开的。 

 由此可见，中华民族以外的人类社会不可能原创文明及科学。西方却把现代成果和思维方式放置到自己的“古代”，以冒充“优异谱系”。再鉴于其人缺乏高级智能（整体思维），西方“文明”在客观上只是千载难逢的“天时地利”的产物，它没有历史，也没有未来。 

 有些国外学者说，西方只有知识，而缺少智慧。其实，西方的知识也是舶来品。18世纪的耶稣会士承认：“古代中国是所有知识的终极来源。”1909年美国银行家杂志称，中国早已为近代西方提供了知识库。英国哲学家罗素指出：“除非从其所蔑视的东方获得智慧，西方文明只能以毁灭而告终，而它正在走向这一结局。” 

 前波兰财政部长科洛德科（Grzegorz W. Kolodko）说：“有些西方人出于嫉妒或仇视，希望中国‘生病’（停滞或崩溃）。……然而，对西方最大的挑战并非来自中国。东方智慧更不对世界未来构成威胁。其症结是西方缺乏智慧。”  现代世界文明及其所有要素都是古代华夏的原创。美国银行家杂志（1909年）称：“几千年前，中国就有了我们所谓的‘现代思想’的知识库，并且一直在实践中。”    

 （五）爆炸——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 今天的人类社会文明从何而来？来自西方吗？17世纪末以前的欧洲是亘古的原始停滞。而后，它从中国学会了如何发展，正如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斯塔特曼（Alexander Statman）所说：“中国传统科学塑造了欧洲启蒙运动的标志性遗产——西方的进步观念。”而之前的世界，仅中华一家存在着发展。那就是为什么1861年英国浸信会称：“若要调查圣经洪水后的人类状况，追溯各民族的进步，没有哪一个能比中国更值得关注。” 

 现代文明与其说来自发展或进步（进化），不如说来自突变或爆炸（爆发）。后者先后有两次：第一次引爆点是伏羲易经，它带来了中华文明；第二次引爆点是郑和远航，它带来了全球文明。详述如下： 近代以前，自然占绝对优势，定居人类拘囿于地方环境或乡土生态；在此情况下，任何有为（进取）而“改造自然”，都意味着“自我否定”（否定自己的栖息地）。唯有《易经》化解了这个“发展悖论”，那就是：A.模仿和复制“造化机制”；B.调和人与自然的关系；C.使发展契合宇宙规律（阴阳周期）。 另一方面，发展与否、其速度之快慢和规模之大小，在客观上均取决于“可供平衡的生态空间”的宽窄。因此，在近代以前，大一统意味着大市场；而中国以外的碎片化和不稳定的部落或教派社会，则缺乏发展空间。 

 随着技术创新、积累和传播，越来越多的天堑变通途，愈益便利发展；最终由于“郑和远航开始联通世界”，发展的客观悖论与文化调和皆成了“老皇历”，文明及其一切方面均变得容易了。于是就有了“文明大爆发”，即中华文明的所有元素或成分一并发生井喷；其地点不在其本土，而在新出现的“世界通衢”——欧洲这个连接东、西半球的捷径。于是，西方成为中华文明的“接力者”或“新开发区”。 

 上述“井喷”涵盖物产与物种、数字与数学、表意与表音、历法与历史、技术与学术、工艺与工业、政治与政法、经济与经济学…… 在文明上“西方几乎从零开始，100%地复制华夏”，以科技和知识为例： 日本学者西川如见（Nishikawa）说：“明朝后期的中国发生了‘技术知识’大爆炸，……而百科全书的爆炸则发生在万历（1573—1620）中叶。”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马孔（Federico Marcon）指出：17世纪，中国的百科全书传入日本，促成了其自然、博物和典藏等学科，以至于那个阶段可称之为“百科全书时代”（Encyclopedic Age），它引发了一场“静默的知识革命”（quiet revolution in knowledge）。与此同时，在欧洲，同样的信息爆炸使莱布尼茨惊呼“急剧膨胀的可怕书籍”。 

 “来自中国的知识成为欧洲百科全书的源泉。”维也纳大学教授莱纳（Georg Lehner）写道：“中国知识是怎样变成了总的欧洲知识的部分？……1700年至1850年间出版的英文、法文和德文百科全书……是对有关中国知识的浓缩；……来自中国的丰富资料，包括地理、政府、经济、语言、文学、艺术、科学、宗教、哲学、历史等。” 

 英国学者博伊德（William Boyd）也说：包括基歇尔的《中国图说》和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在内的耶稣会士著作，成为“18世纪科学爆炸的主要思想源泉之一”。  现代世界文明（该图仅显示西方）来自两次爆炸：先是伏羲易经，它带来中华文明；再是郑和远航，它带来全球文明。今日人类社会是“西表中里”的病态。    

 （六）启蒙——文明化的必要前提 “启蒙”指：使人摆脱宗教的羁绊，从而具有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解放智能禀赋）。华夏文明之始即“启蒙”之时。五六千年后，这件事同样发生在欧洲，那就是儒家引导的启蒙运动，使西方开始世俗化和文明化。 

 如前所述，智能禀赋及其衍生物（特别是科技）都是双刃剑，它们不兼容于世界联通之前的闭塞环境；因而在往昔，智能禀赋“被禁用”，以免族群遭受天惩。为了防止如此厄运，一般都是宗教或鬼神来禁锢“人”（智能禀赋）。而“禁锢”（禁用）则意味着原始停滞。唯有华夏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依靠高级智能（“道”智慧）调和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双重关系；既扬弃了宗教或鬼神，又带来了发展和创新。《道德经·第60章》云：用“道”治理天下，鬼神起不了作用，……（也）伤不了人；……所以，就可以让人民享受到圣人的恩泽。这就是说，近代以前，只有中国是“以人为本”的社会，因而存在着文明、科技和发展。 

 很荒谬的是，泛西方“文明史”——诸如古埃及、巴比伦和苏美尔等——都是宗教或祭司社会。“人”缺少主体性，怎么会有文明？西方何苦要搞启蒙运动，而实现“神本→人本”的转型！既然人不起作用，哪来发明创造？这句话不是很讽刺吗——“古巴比伦人试图解读诸神的意志，留下了最早的天文观测记录”！但事实上，西方是根据中国资料和数据来虚构“天文学史”的。“英国皇家学会元勋之一的亨利·鲍尔（Henry Power,1623-1668）把天文学的起源放在迦勒底（新巴比伦）。”然而自相矛盾的则是，“来自中国的证据已被纳入英语的历史叙述中”。亨利·鲍尔给出的理由是：“伟大的中国知识源自‘巴别塔打乱语言’之前”，因而汉语文献完好无损。” 

 我们再来看儒家是如何引导欧洲启蒙运动的。爱丁堡大学的宗教历史学家斯图尔特·布朗 (Stewart Brown) 的论文《中国伦理和欧洲启蒙》写道： 正如学者们长期以来一直注意到的那样，在近代欧洲，来自中国的知识，尤其是关于儒家和宋明理学的知识，对启蒙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那时的思想家们都欣赏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秩序井然和世俗人文的社会。……他们坚信中国的非宗教的伦理可以为欧洲提供一个启蒙典范。……罗伯瑟姆（Arnold Rowbotham）认为，传统华夏是“哲学家的实验室”；故而，任何关于启蒙运动的讨论都必须参考来自远东的文献和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按照乔纳森（Jonathan Israel）的说法，中国代表了如此“启蒙哲学家的思想实践”，即它能臻于神灵启示所达不到的崇高理性与道德。……一位德国历史学家甚至将孔子描述为“18世纪欧洲启蒙的守护神”。（英国学者博伊德/William Boyd甚至说，宋明理学的朱熹是“西方启蒙运动的奠基人之一”）。  “孔子：欧洲启蒙运动的守护神”    

 （七）文字——文明媒介的唯一性 很遗憾的是，近来热议亚里士多德的真伪，几乎都忽略了文字本身，而聚焦于它的载体（莎草纸和羊皮纸等）。大家误以为凡是文字和语言均能表达学术思想，从而担当“文明媒介”。 

 在解惑释疑之前，我们先给四个结论：1.汉语及其影响之外没有文明；2.所有官方语言的内涵均为中文“表意”；3.凡是表音文字的民族都不可能原创文字；4.西方的经典著作全是被用汉语概念编织的。详述如下： 作为文明媒介的文字之精髓是“表意”（指传达具有哲理或逻辑思维的功能）；它的根由并非语言文字，而是易经象数——关于大千宇宙及万事万物的密码。此乃仓颉造字之不二法门和许慎说文之六书要领，从而形成了“表意雅言”系统。 

 明清之际，传教士将上述信息介绍到欧洲；培根感叹：汉字是“真正的字”，它表达的并非声音或土话，而非事物或概念；英国皇家学会主席威尔金斯说，中文是“哲理语言的灵魂”；而莱布尼茨则称，汉字（表意）是“通用概念”和“人类思想与艺术的字母表”。 

 17世纪末以降，欧洲各国纷纷通过编纂中式辞书（语言词典和百科全书），直接或间接从汉语“借取含义、借鉴定义”；这就有了今天欧美的诸语言文字；后者及其生成机理又随着其殖民化和西方化，而传遍全球。 

 鉴于声音在时空中是千差万别和千变万化，而与文字所要求的一致性和通用性相悖；故而，“表音”是文字的死路，这也说明表音文字的民族缺乏智慧——在历史上没有进步的能力。而欧洲的表音文字则与两个“中国助缘”直接相关：一是印刷术（好比硬件），一是表意概念（好比软件）。 

 大约在17世纪，西方人依靠印刷术锁定和规范发音符号（字母），而形成表音文字（雏形）。若非印刷术，在交流过程中，象形文字和表意汉字比较容易保持其形态，而只是线条的“表音文字”则会变得乱不可识。但是，印刷术“定型”只是初步，如此“字母文字”的语音和语义都还是紊乱的；这会造成“普遍误解”，并且实际上已加剧了当时的宗教战争。所谓的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按照几位西方学者的说法——实际上是由于新生文字（英文）所致的交流混乱，所造成的教派厮杀。因此，西方文字还必须被安装“表意软件”。 

 难道希腊哲学也是被用汉语概念编造的吗？是的！法国哲学家德里达说：在莱布尼茨那里，“中文是哲学写作的完美模型”“汉字表意的功能，是它作为西方哲学的基石”。莱布尼茨支持耶稣会士挪用中国古籍“恢复”希腊哲学。他说： 当一个国家的历史与其他国家的过去相交汇时，后者的‘历史’就得到了证实”。……中国（文献）的知识能补充欧洲人关于古代希腊和罗马的认知。……运用古代中国的自然神学，将其引进到对（西方）古人的研究中，……再凭借快捷的印刷术；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重新阅览古希腊的经典著作了。  表意文字（文明媒介）生成原理 

 （图解）自然语言在思维和信息上皆是无序（图的左边），稍微扩大交流（即使借助于文字），就会造成误解和争端。如何在无限时空中表达普遍而深刻的思想？这归功于“易经象数”——使用卦爻（符号）模拟和标识大千宇宙及万物众生的特性、关联和变化。此种方法被仓颉和许慎用于造字，从而使汉字从“象形”升华为“表意”——世界史上唯一的文明媒介。 

 在17世纪，传教士将表意汉字介绍到欧洲，它被称为“真正的字”和“亚当语言”（上帝赐予的神性语言）。到18-19世纪，西方人将表意概念系统植入其语言文字之中，这才有了现在的英语、法语、德语、俄语等。美国东方学家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1853-1908）说：“汉字是有效思维的典范。……与此相反的则是，（被前者改造之前的）欧洲思维和语言基本上都是误导性和无效性。”他又说：“以汉语为范本，修复我们（西方）贫乏的抽象语言能力，使其成为获取知识的工具。”      （八）科技——从和谐可控变得相反 唯有历史中国能够原创科技，带来“利用—厚生”（发明—发展）机制。西方只是到近代，由于地理优势的转移，而短暂地处于华夏科技大爆发的中心而已。 如前所述，科技及其所基于的智能禀赋，都是双刃剑，不兼容于世界联通之前的生态环境；故被“双重禁用”——天惩与宗教。后者否定人的作用和真实自然，也就绝缘于科技。唯有华夏通过圣道启蒙，使人具有了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这才会产生科技。被熊十力称为“科学思想之先导”的，是《易经》等古籍所云：变易化生，利用厚生；开物成务，备物致用；人代天工，巧夺天工……  古代科技的产生和进步的原理 

 （图解）古时由于地理闭塞（双刃剑对内），人类在这方面的努力无异于自我毁灭。解决了这个悖论的是《易经》——模仿、复制和维护天地化生万物的规律，带来了服务于人类的“发明—发展机制”，并使它在保持“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双重和谐”的前提下展开。中国传统科技大体上是“可控的”。然而，在“郑和远航开始联通世界”之后，中国科技在“全球通衢”地带发生爆炸或井喷；自那以来，科技处于“失控状态”。 

 “郑和远航开始联通世界”对于科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方面，中国科技（生产力）全面扩散，并在“世界通衢”（西欧）发生井喷；一方面，中国成就与文化将全人类从“双重禁锢”中解放出来（儒家启蒙）。因此，发展科技变得很容易，也很安全（“双刃剑”不再危害本土，而是转向外部世界和地球生态）。 

 中国是西方近代科技的源泉。17世纪末的荷兰学者福修斯（Isaac Vossius,1618-1689）说：“如果任何人要收集所有的发明和生产（资料），现在和过去，质量和数量，都必须去中国；每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加起来，都不如她。” 

 仿造“中国风”产品的高潮就是工业革命，而西方在其前后则大肆窃取中国的相关资料。例如“第一个商业间谍”殷弘绪（François Dentrecolles,1664-1741），成功地获得关于瓷器生产的完整信息，这几乎为所有的西方制造业提供了工艺、流程、管理和营销模式，以至于历史学家罗伯特·芬利（Robert Finlay）说：“英国工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景德镇。” 

 很多中国学者都会说，古代中国即使有技术，但缺少科学。后者更是“西学中源”！斯塔特曼在其书中写道： 1770年代，一些法国人坚信西方“原初科学”已经失传。……他们在耶稣会士钱德明（Joseph Marie Amiot,1718-1793）的帮助下，从中国文献中“恢复”这一遗产。……的确，古代中国拥有近代欧洲所缺乏的科技知识。……很多欧洲精英都认为，东方早已揭开了自然的奥秘；他们将它纳入自己的研究之中，并对（中国古籍里的）阴阳、重力、电、化学、动物磁力等做了新的解释。……启蒙学者之所以向中国学习自然科学，因为后者并非新事物，也不是来自欧洲传统；亦即，隐藏在中国典藏中的智慧，不仅与新科学相容，而且实际上是同一性。……在巴黎，中国古代知识被视为智慧的源泉。……对于欧洲精英来说，中国的相关思想首先是“现代发现的古代先驱”，其次是西方科学的外来典范，最后是旧欧洲知识的替代品。……马莱特（Comte de Mellet）利用中国文献译本来拓展他自己的科学项目。……在随后的几十年里（19世纪前期），新一代欧洲学者在其启蒙时代先辈们所奠定的基础上，建立了融合东方知识的现代科学。  中国启动和推动了世界经济与科技，其中心（重心）在近现代绕地球一周，然后回到原点——21世纪下半期的中国将成为最大化的“天下中心”    

 （九）国家——近代西方从华夏获得 文明及其所有要素（诸如文字、科技和国家）在今天都很普及，可谓司空见惯；但是，它们的古代原创“比登天还难”，而且非中华而莫能。诗云：“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国家的演进分为三阶段：第一，逾越血缘关系，而对广大地域进行和平治理。战国以前的华夏国家即如此。这不同于军事帝国的暴力宰制。第二，几乎扬弃血缘关系，而对广大地域进行一元化的中央行政管理。形成于从战国到秦朝。弗朗西斯·福山指出：“首创现代国家的是古代中国（秦朝），……此种政治机构不是父权（血缘）组织，而更像一个现代（行政）体制。”第三，将政治从实体和刚性，变成虚体和柔性，以削弱权力与制度的强制性和压迫力，对外用王道代替霸道。传统中国是在第二种和第三种之间谋求平衡（治世倾向第三种，乱世倾向第二种）。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詹纳尔（W. F. Jenner）说：较之“汉朝的文官制度是巨大的、全方位的和系统完备的，18世纪前的欧洲是原始性的部落社会。”。丹麦学者雅各布森指出：伏尔泰和魁奈“明确建议欧洲国家应将中国作为它们的政治经济的样板。” 

 我们列举三个欧洲国家如下： 德国较晚：形成于1820-1870年间。美国学者考沃特（Georgia Cowart）指出：“（19世纪初）法国和英国等国家或多或少享有中央集权的政府，并且已经发展了标准化的语言。然而，在意大利和德意志地区……语言与政治皆很混乱。”黑格尔曾说：“（欧美）他国都把中国国家制度当作一种理想模式，就是我们（德国）也可以拿它来做模范的。” 

 法国难产：早就“中国化”而获得大部分文明成分，却很迟才形成国家（1789-1809年间）。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21-2018）说：“中国最出色的成就之一是，发展了复杂的政治组织形式，成为人类社会史上最完善者。……请想一下米拉波将1789年之前的法国视为‘一群分裂的缺乏组织的人民’。” 

 英国最早：形成于1707-1837年间：一半塑造，一半伪造。后者即斯科特爵士（Sir Peter Scott）所云：“英国是一个被发明的国家，并不比美国早多少。”

 如何理解“被发明的国家”？有两层意思：一是关于18世纪以前的伪历史：从罗马不列颠到其后一两千年的诸王朝；一是关于18世纪以来的真文明。后者指构成英国民族国家的文化基础，是通过抄袭中国而人为拼凑的——根据一本剑桥版文学史，托马斯·珀西（Thomas Percy, 1729-1811）挪用中国文献（译本），杜撰出支撑“联合王国”身份认同的‘盎撒文化传统’，即《英语古诗遗产》”。 

 现代各国的国家形态均属于上述三阶段的第二种（战国—秦朝模式），其特点是：强组织、易动员、重发展、排他性和应战型。它再具体分为：1.“宽松式”，指那些海洋地缘或霸权联盟的国家；2.“紧张式”：即前者的受害者——内忧外患很严重的国家。 

 进一步分析：欧美国家诞生于这两股力量的相反相成（交叉平衡）：武力争胜与文化协和。后者又是两种事功的相辅相成：Ⅰ.在治理上“超越血缘”和“跨越地缘”；Ⅱ.在文字上“嵌合表音”和“嵌入表意”。事功Ⅱ是“印刷锁定字母”和“摄取汉语密码”。事功Ⅰ即通过“儒家启蒙”而获得内在凝聚力。后者在西方向外侵略时可以“自然达成”（一致对外的团队精神或公民意识）；因而在“后启蒙”（19世纪），西方就用“古希腊”取代了“新儒家”作为其主导精神。这导致西方国家“发育不良”（缺乏真正的凝聚力），一旦对外失利或霸权式微，其各种矛盾就会在内部爆发，以至于国家分裂，甚至解体。  美国有“先天绝症”：缺乏凝聚力，其公民间充满仇视。一旦丧失霸权或美元崩溃，美国就会变成“霍布斯邦”（全民火拼）    

 （十）总结——关于文明的深度思考 为了便于概括本文，我们援引《道德经》中的这句话做个比喻，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 

 甲、“道生一”好比《易经》（易道、天道），它教给华夏先民如何通过遵循自然规律，模仿天地化生万物的机理，开物成务、开基创业，并且保持动态平衡、整体和谐。 

 乙、“一生二”好比由《易经》展开的中华文明，“二”表示其生命运动的特点是阴阳（两仪）——周期循环，螺旋递进。即使崩溃，再接再厉。（周期）崩溃在本质上与政治无关，它是由这一对矛盾所导致：发展（经济、技术、人口等）的速度，远快于可供平衡的国土生态的扩大。它可理解为上苍对突破极限的惩罚。 

 丙、“二生三”好比阴阳运动的过程中所衍生的“第三者”，它分为两种：文明旁系与文明天敌。后者是由于中华文明将越来越大的“天下”启动起来，它使某些周边或域外获得技术与方法，而造成战争升级，这是中华文明必须承受和“同化”的。文明天敌之最是，历史上的“草原暴力”（胡患胡骑）”与近现代的“海洋暴力”（西洋东洋）。 

 丁、“三生万物”指在“郑和远航开始联通世界”之后，中华文明大爆发而嬗变成“全球文明”；与此同时，文明的要素或成分全都普及开来。在近现代，发展与否或快慢，与过去无关，反倒是“老文明区”不如“新开发区”；而是取决于地理优势。后者又因技术进步而转移，故而发展中心是：19世纪欧洲→20世纪美国→21世纪中国 

 戊、“万物负阴而抱阳”借喻现代人都背离传统，而拥抱西方——表面上为“阳光”，实际上乃“阳亢”。后者对于全人类和生物圈都是极危险的——西方以“创世→末日模式”取代了“阴阳→和合模式”。 

 己、“冲气以为和”借喻在物质文明获得极大丰富之后，人类社会有幸返回和谐大道。 

 庚、“强梁者不得其死”借喻西方霸权将会被淘汰。汤因比说：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西方的海洋霸权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后者必将像历史长河中的蒙古等军事帝国那样，转瞬即逝、昙花一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