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考察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侵略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近代以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社会动员之广泛，民族觉醒之深刻，战斗意志之顽强，必胜信念之坚定，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这与党领导的文化建设是密不可分的。在伟大抗日战争中，在民族危亡的重要关头，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要赢得抗战胜利，“离不开文化的动员”。这一时期，党推动开展了抗战文化运动，逐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建设了一支党领导下的文化军队，探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确立了面向大众的革命文艺方针，推动了抗战教育运动，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党在抗日战争时期领导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 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背景 文化是一定经济政治的观念反映。抗日战争时期的复杂经济政治形势造就了不同性质的文化，既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文化”，也有腐化无力的资产阶级文化，还有具有革命性特征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党在文化建设上既要抵御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化殖民，也要反抗国民党顽固派的文化专制，同时还要推动革命根据地的文化发展。因此坚定抗战意志，引领抗战文化方向，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成为当时党的文化使命。 1、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化奴役 在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军国主义对华侵略奉行“总力战”，在文化领域表现为通过宣扬法西斯主义史观，美化其侵略行径，在沦陷区推行文化殖民政策，大力推行奴化教育、进行奴化宣传，摧残中国文化，妄图在文化上征服中华民族。 在理论方面，歪曲中国的历史，美化其侵略行径。日本法西斯的一些御用文人以其法西斯史观歪曲中华民族的历史，把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歪曲为一部外敌入侵史，认为“中国民族生命的悠久，却是由于外民族交侵之下而有了强韧的绵延力量”。不仅如此，他们进一步捏造中国历史发展的停滞性，认为中国历史治乱兴衰的循环往复，是不能发展进步的，“在中国社会本身的发展中，没有从外部而来的作用，就不能够发展成资本主义的资本”，而日本的侵略会扫除这种历史的停滞与循环，给中国带来所谓的进步和光明，妄言“在文化方面，日本指导东亚”，“日本的文化必须越出国境去发展”，恬不知耻地称对中国的侵略“犹如行霍尔孟之注射”，是给中国“补血”“增长其新的元气”，百般粉饰其暴行。 在实践方面，推行法西斯文化，摧残中华文化。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推行文化奴役政策，加紧摧残中华民族思想文化，掠夺、毁坏中国物质文化遗产，收缴焚毁一切具有爱国思想及有关中国历史、地理的书籍。在教育上，日伪政府依据奴化方针灌输反共、媚日、卖国教育，课本内容充斥“中日满亲善”等欺人之谈，极力排斥近现代社会科学。英国物理学家班威廉夫妇曾目睹日军在华北地区的奴化政策，写道：“新民会在日本顾问指导之下，负责精神上奴化中国人的任务。所用方法的卑劣几乎令人不能置信。造谣和欺骗，敲诈和勒索，腐败和争夺，酷刑和恐怖，毒化，娼妓，邪行，凡是世界上种种最下流的行为都在这种机构里培养出来，专为破坏人民道德，动摇大众的信念。”日本的行为使中华文化面临着主体被取代、实体被灭亡、载体被否定的危机。 2、国民党顽固派的文化专制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继续执行文化专制政策，推行文化复古主义，打压进步文化，企图取消中国共产党，建立文化独裁统治。 一是加强文化统制，宣扬文化复古。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顽固派为进一步巩固统治地位，先后发动了一系列文化运动。1933年，国民政府在南昌成立中国文化学会，标榜“复兴中华文化”，主张“三民主义为中国文化运动之最高原则，发扬中国固有文化，吸收各国进步文化，创建新中国文化”。1934年，国民政府在上海成立中国文化建设协会，认为“国家兴替，民族盛衰，系于文化”，当下文化中落，国运衰颓，“欲完成复兴国家民族之大业，所需乎文化之积极的建设者”。虽然看起来国民政府对于中西文化的态度是不偏不倚的，但在事实上仍有着复古保守甚至是倒退的色彩，如开展以恢复“礼义廉耻”等旧伦理道德为目标的新生活运动，大力提倡尊孔，举行大规模祭孔活动。1943年3月，以蒋介石名义出版的《中国之命运》，盛赞中国古代社会伦理道德，宣扬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是复古论调的集中表现。 二是压制进步文化发展。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继续蚕食和侵犯华北地区，策动华北事变。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以一二九运动为先导，文化界救国运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1935年12月，上海文化界发出《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开展了一系列抗日救亡民主运动。国民党当局对此采取了镇压手段，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遭到了爱国人士的极力反对。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国共合作的实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恢复北伐战争时期的政治部，下设第三厅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第三厅的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力量手中，文化运动得到蓬勃发展。但武汉失守后，国民政府消极抗战，对进步文化采取了控制措施。1941年2月，国民政府成立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加强文化专制，迫害进步报刊，加强舆论管控，许多宣传抗日、宣传进步的报刊被查禁，坚持斗争的文化人士被迫害，如邹韬奋被迫出走香港。 三是攻击污蔑马克思主义。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重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提出所谓“力行哲学”，推动“三民主义”儒家化，并在思想上攻击中国共产党。1937年2月，国民党的五届三中全会虽然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主张，但仍没有从根本上放弃反共立场。1939年1月，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明确制定反共政策，成立“防共委员会”，妄图借“三民主义”之手消融共产主义。此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理论家编写了众多反共论著，如叶青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歪曲，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根据中国的法则分解马克思主义，从而消弭了马克思主义的原有特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后，一方面所剩无几，一方面失掉特征，可说面目全非了”，叫嚣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试图用“三民主义”统一全国人民思想。 3、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觉醒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政党。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早期共产党人就指出“创造文化，本是一民族重大的责任，艰难的事业，必须有不断的努力”。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力图建设无产阶级的大众文化，对封建宗法制度进行深刻批判，认为“要使封建文化之根本消灭，革命的建设的人才之层出不穷，民众知识之民主化”，非“建设革命文化不可”。在抗日战争时期，党在批判旧文化中，文化意识进一步觉醒，对文化建设的必要性认识更加深刻，认为文化建设对于赢得抗战胜利具有特殊而重要的作用。 一是文化主体意识的觉醒。在抗战时期，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法西斯史观，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先后撰写的《日本法西斯的中国历史观与三民主义的中国革命》《“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等文章、华岗的《评侵略主义的中国历史观》集中批驳了日本法西斯文人的暴力史观。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文化专制主义，共产党人针锋相对，坚持把思想论战与理论创新相结合，发起“三民主义”论战，张闻天的《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王稼祥的《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艾思奇的《关于三民主义的认识》、吴黎平的《叶青的假三民主义就是取消主义》等文章，系统批驳了国民党反动文人的陈词滥调，厘清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内在联系，阐释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及其发展历程。 不仅如此，在抗日战争时期，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实现了从教条主义到具体化、中国化的转变，对传统文化经历了从猛烈抨击到批判继承的转变。这一时期，“我们的党已经从两条战线斗争中巩固和壮大起来”。党深刻认识到，共产党员“不是空谈抽象的共产主义原则的‘圣洁的教徒’”。这突出表现在“中国化”意识的形成上。如胡绳强调，“用现实的中国的具体事实来阐明理论，这应该是所谓‘中国化’的意义的另一面”。嵇文甫对“中国化”作出了深刻探讨，指出“所谓‘中国化’，是融化不是拼凑，是化合不是混合，是彻头彻尾，彻上彻下的，不是割裂补缀的”。艾思奇更是提出了“哲学中国化”的任务。侯外庐、潘梓年等举起“学术中国化”的旗帜。这些探索和讨论，对于提振民族自信心具有积极作用，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提供了历史语境。 二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发扬。1938年5月，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公开指出，“中国文化正如自己民族一样，是遭逢着旷古未有的大灾难”，新的文化建设“不但要‘开来’，而且是要‘继往’的”。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对传统既不能全面继承，更不应该全盘否定，“新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奇怪的东西，而是过去人类文化的更高的发展”，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加以批判继承。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人民更要发扬传统爱国主义精神，“应该利用中华民族过去历史上一切伟大的事迹与人物，宣传中华民族的伟大，以造成民族自尊心”。这一时期，范文澜编写的《大丈夫》收录民族英雄的爱国事迹，郭沫若创作的历史剧《棠棣之花》展现聂政姐弟为了国家利益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为凝聚民族精神、激励抗战决心发挥了作用。 三是对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有了高度自觉的认识。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一方面，文化建设是伟大抗战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如太行军区在作战中强调，“还要在文化建设上，提高抗战军民的自信心、自尊心，尤其是斗争性与顽强性，并揭穿敌人的奴化欺骗”。抵御奴化政策，坚定抗战信心，增强胜利底气，是抗日斗争的重要一环，也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文化建设是引领文化进步方向的必要之举。抗战时期的文化思想异彩纷呈，新理学、新儒学、新心学、战国策派、“唯生论”与“力行哲学”等围绕着人生出路与救国道路展开激烈论争。如何引领文化发展的进步方向，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这一时期，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创立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引领了文化发展方向。 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 领导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径 抗日战争时期，党逐步确立了中华文化的发展方向，打造了自己的文化队伍，探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形成了面向大众的文艺方针，发展了抗日文化教育，为抗战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1、高举新民主主义文化旗帜，确立文化建设的基本方向 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危机日益加剧，关于中华文化该何去何从的问题，当时社会上出现不同主张：有的主张固守，坚持中国本位论，提倡文化复古；有的主张革除，坚持西方中心论，提出全盘西化。对此，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要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认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指明了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 民族性是文化建设的主体向度。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坚持民族性，一方面是要发展“革命的民族文化”，坚决革除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压迫，坚持“抗日第一、反帝、反抗民族压迫，主张民族独立与解放，提倡民族的自信心”；另一方面是要辩证对待外来文化，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文化发展理路，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吸收外来先进文化，使之与民族特点相结合，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 科学性是文化建设的思维向度。“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坚持科学性，一方面是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即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当作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在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中坚持共产主义思想指导，这既是跳出“向西方学习”的路径依赖，改变被动境遇的必然选择，也是彰显中华文化自身价值、提升文化眼界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是方法原则的科学性，即对古代文化进行全面清理和评估。“批判地接收中国长期的传统，继承那些好的传统，而抛弃那些坏的传统”，坚持历史的辩证法，摒弃传统文化中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腐朽因子，优化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祛除压制活力的固化因素，还原中华文化的创新本质。 大众性是文化建设的价值向度。文化建设“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人民群众的实践是文化的活的源泉，只有扎根于人民的文化，才能立得住、走得远。坚持大众性，一方面就是坚持文化建设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立场，反映人民现实生活，坚持群众的歌唱和美术，坚持提高与普及的辩证统一，“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相结合，发展人民的文化。另一方面，建立革命文化战线，用革命文化武装人民，使人民群众参与到文化建设中，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提出，标志着党对文化建设的认识走向成熟，意味着党以辩证的方式思考和看待传统与现代，并以融合的方式使异域文化成为本土文化的一部分，从而实现了文化理论的新发展。其中，“民族的”与“科学的”文化态度，着力解决了“旧瓶”与“新酒”的问题，“大众的”文化，则是主张人民性与阶级性的统一，凸显了文化的价值立场，这也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质所在。 2、打造“文化的军队”，为文化建设提供人才支撑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人才工作。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为打造自己的“文化的军队”，党适时调整知识分子政策，团结文化人，建立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组建各种文化团体，联合一切文化抗战力量，为文化建设提供了人才支撑。 一是党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工作。抗战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怀抱抗战救国的学术使命，来到延安。吸收、组织和使用文化人，是党在文化领域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党通过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不仅如此，党主张在生活上关心、政治上帮助文化人。在边区物资短缺的条件下，党先后制定颁布了《文化技术干部待遇条例》和《技术人员待遇标准》，对文化人给予生活上的优待。1940年10月，党发布《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更是强调要纠正党内轻视、厌恶、猜疑文化人的落后心理，要严正、宽大评价文化人的作品，“特别对于新来的及非党的文化人，应更多的采取同情、诱导、帮助的方式去影响他们进步，使他们接近大众、接近现实、接近共产党、尊重革命秩序、服从革命纪律”。党也注重引导文化人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引导文化人积极投身火热的斗争之中，着力培养“新的文化人”。 二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抗日民族文化运动中的统一战线，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党的文化工作者为主体力量，以团结联合进步文化人士，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民族投降主义和黑暗复古主义的联合阵线。全面抗战爆发后，1938年3月15日，《新中华报》呼吁“确立全国文化界统一战线”，提议“赶紧召集各地文化界救亡团体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全国‘文协’总会”，认为建立文化界的统一战线有利于形成文化中心，加紧各地文化联系，可以有系统地参加国际文化活动，推动文化救亡工作。1938年4月28日，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指出，“为了共同抗日在艺术界也需要统一战线”，强调“艺术上每一派都有自己的阶级立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劳苦大众方面的，但在统一战线原则之下，我们并不用马克思主义来排斥别人”，反对文化关门主义，确立了文化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 三是领导建立各种文化团体。文化团体是建立文化统一战线的重要载体。1936年11月，党在陕北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这是党在抗战时期领导建立的第一个文艺团体。毛泽东在成立大会上指出，“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强调“从文的方面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随后，人民抗日剧社、西北战地服务团、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包括社会科学研究会、战歌社、海燕社、音乐界救亡协会、文艺突击社、诗歌总会、戏剧界抗战联合总会等）和部队艺术团体烽火剧团等相继成立。这些文化团体扎根边区进行文艺宣传，为鼓舞抗战军民士气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在国统区和沦陷区，党也注重加强文化团体建设，要求“各级宣传部必须经常注意对于文化运动的领导，积极参加各方面的文化运动，争取对于各种文化团体与机关的影响，特别对于各种文化工作团”。1938年3月27日，在党的领导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这是党在国统区开展文化工作的重要组织团体。该协会高举“抗战救国”的旗号，要求对内“造成全民族严肃的抗战情绪生活，以求持久的抵抗，争取最后胜利”，对外“揭露日本的野心与暴行，引起全人类的正义感，以共同制裁侵略者”，主张“必须沿着抗战到底的国策，把抗敌除暴的决心普遍的打入民间”。随后该协会在昆明、成都、香港、延安、桂林等地建立了分会，广泛团结爱国文化人士，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文化活动。这些文化团体在党的领导下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组织力和凝聚力。 3、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毛泽东指出：“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党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批判吸收历史遗产，组织研究中国历史与现实，初步探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 一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指导，“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中国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剖析中国革命现实，分析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把握中国革命规律，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使中国经验理论化，创立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时期党形成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不仅如此，在军事方面，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足各种现实条件，写就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在党的建设领域，党注重思想建党，创造了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形式；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党性学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修养学说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党性修养理论；创造性地运用民主集中制维护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领导，建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 二是坚持以中国为中心，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学术的发展，使“中国各门学术马列主义科学化”。这一时期，党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构建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经济学和文学。在哲学方面，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方面，毛泽东主张“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激活其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如对待孔子的思想，毛泽东认为“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在孔子思想中找到了唯物辩证法成分。对待墨子思想，毛泽东认为对墨子哲学思想的发掘，就是“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在清算经学方面，范文澜的《中国经学史的演变》坚持“古为今用”的方针，用马克思主义重估了传统经学的价值，毛泽东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认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在史学方面，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是一部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运用阶级分析法阐明中国的阶级斗争历史的开创性通史著作，正如他指出的，“中国共产党担负着创造新中国的伟大任务，同时也担负着中国文化优秀部分的继承和发扬。中国历史的研究，正是我们当仁不让的工作之一”。此外，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等坚持以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是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代表作。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有王亚南的《中国经济原论》、许涤新的《新民主主义经济论》、薛暮桥的《中国农村经济常识》等。这些著作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着力阐释边区经济政策，初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理论体系。在文学方面，有周扬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欧阳山组织编写的《中国新文学史纲》、茅盾的《论如何学习文学的民族形式：在延安各文艺小组会上的演说》等。这些理论作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应用于文学创作中，形成了具有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文学。 三是组建学术研究机构。为开展有组织的学习与研究，党领导成立了一大批学术研究机构和团体。1938年5月，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简称马列学院）在延安成立，下设编译部，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和《列宁选集》，为理论研究提供了文本支撑。1941年7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后又更名为中央研究院，成为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的重要学术机关。此外，各种学术团体也积极成立并开展学术活动，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延安新哲学会。延安新哲学会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研究主旨，以抗战建国为现实目标，“为着要使理论更有着实际的指导力量，在研究上不但仅仅要综合眼前抗战的实际经验和教训，而且要接受一切中外最好的理论成果，要发扬中国民族传统中最优秀的东西”。随后，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政治经济学研究会、历史研究会、民族问题研究会和党的建设研究会等学术团体纷纷成立，有效整合了学术研究力量。这一时期，党领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4、倡导文艺工作者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方针，发展面向大众的文艺 抗日战争时期，党高度重视文艺工作，认为文艺是革命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张文艺工作者要与人民群众相结合，指出“给群众丰裕的精神食粮，还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严重任务”。在此感召下，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深入群众生活，吸取创作养分，坚持服务群众，走出书斋，走向战地，走向乡村，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宣传鼓动，激发民众抗战热情。 一是确立文艺与大众相结合的方针。抗日战争时期，大批文艺工作者从沦陷区或大后方来到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在党领导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文艺需求是与外界不一样的。对此，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摆在文艺工作者面前的根本性问题。革命文艺，本质上是人民大众的艺术。是否与工农相结合，是判断革命与否的重要标准，“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坚持文艺与大众相结合，首先是要破除资产阶级思想，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其次是要密切联系工农群众，向工农兵学习，将对大众的政治情感转化为审美情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描写人民，对人民的缺点不能冷眼旁观，要积极引导，鼓舞人民前进。最后是坚持文艺为大众服务方向，“艺术的新旧，基本上决定于其能否为群众的利益服务，能否为群众的战争、生产、教育等服务”。在这一方针指导下，许多文艺工作者在“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感召下，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在火热的斗争中汲取养分，实现了情感上的变化，成为党的文艺工作者。 二是汲取群众智慧，创造高质量文艺作品。在党确立文艺大众化方向之后，各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纷纷深入群众，汲取创作灵感，创造了一批脍炙人口、影响深远的高质量文艺作品。如在戏剧话剧方面，文艺工作者贴近群众生活，汲取民间艺术元素，创作了诸如《把眼光放远一点》《同志，你走错了路》等作品。传统戏曲的改造也取得重大成就，如《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等，毛泽东高度评价，并在给编导者的信中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在小说方面，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描绘了中国农民在现代革命中的痛苦、艰辛并快乐和期待的心灵史，成为根据地文学的一面旗帜。在音乐方面，党领导下的各根据地发起新秧歌运动，充分吸收民歌和地方戏的曲调，涌现出《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白毛女》等作品，开启了中国新歌剧创作的先河。在美术方面，各根据地的木刻、版画和漫画成为抗战文艺的“轻骑兵”。 三是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战地文艺服务。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统一，成立各种文艺社团，为前线和民众提供文艺服务。在根据地，党着重文艺普及工作，指出“由于过去许多根据地的文艺运动都曾不适当地强调提高，故在执行这两项工作或其他任何工作中，目前的方针都应该特别着重普及方面”。文艺工作者编辑出版一大批通俗读物，如柳湜的《街头讲话》，许立群的《中国史话》；推广通俗书报，出版通俗文艺刊物，如《文艺战线》《大众文艺》等，不断提高人民觉悟。在国统区，党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建设成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机构，灵活巧妙地开展文化工作。在党的领导下，第三厅先后组建了十个抗敌演剧队和四个抗敌宣传队，分赴各个战区的前线，加强了战地文化服务。在抗敌演剧队的成立大会上，周恩来鼓励全体队员：“宣传方法和形式要合民众的口味。你们要入乡随俗，老百姓才能喜闻乐见，才能收到宣传的预期效果。”抗敌演剧队表演的当时流行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最后一计》，合称为“好一计鞭子”，深受群众欢迎。此外，广大文艺工作者组建各种团体，深入前线和敌后，开展抗日公演，对受伤士兵进行慰问演出，动员抗日救亡，激励抗战斗志。 5、发展抗日的文化教育，增强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 抗日战争时期，党认识到“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发展抗战教育是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全面抗战爆发后，党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要实行以抗战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培养了一大批文化新人，极大增强了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一是完善干部教育体系。抗日战争时期，为完成抗战建国的中心任务，党需要素质良好的干部。党提出了“干部教育第一”的原则，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干部教育体系，包括教育内容体系和教育机构体系。在教育内容方面，理论教育要求党员干部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在此基础上加强党的思想路线教育，并加强中外历史的教育。政治教育既有时事教育，要求党员干部必须阅读并讨论党报《解放》的重要论文和时事述评；也有政策教育，将党中央关于策略的指示，中央领导同志的讲演、报告和论文，以及党报等作为政策教育材料。文化教育根据党员干部的不同文化水平分层次进行，注重唯物辩证法知识和读写常识，以及科学知识的提升。业务教育包括调查研究、政策执行、经验总结、业务知识实践和科学知识应用等内容。在教育机构方面，党根据教育对象、教学内容和培养目标不同，在延安创办了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等30多所干部学校，为开展干部教育提供了坚实保障。在教育制度体系方面，就指导制度而言，党将各级宣传部作为学习运动的指导机构，专门建立了顾问团制、相关负责同志作报告制度；就保障制度而言，中央制定了一系列保障制度体系，如经费保障、教材保障和学习时间的保障制度；就检查制度而言，自1939年5月至1940年5月，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先后对延安在职干部学习进行三次大检查，形成了关于学习检查制度的一整套方案，规范干部教育的开展。 二是改进学校教育。党在各根据地针对文化教育起点低的特点，兴办了许多中小学，吸收适龄少年儿童入学。以陕甘宁边区小学为例，1937年春，边区成立之前，仅有小学320所，学生5600名，到1940年2月，小学增加到902所，学生增加到26911名。各根据地中学和中等师范学校的性质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学教育和干部准备教育。在教育方针上坚持教育内容与抗战、生产劳动相结合，提出“应注重生产劳动，如每周规定一定时间令学生种瓜种菜等，以增加抗战物力，以养成儿童、青年的劳动习性”，将生产劳动作为学校教育的政治课程。有的学校成立生产委员会，负责组织学生的生产劳动。在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方面，党在各根据地筹办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医科大学、太行工业学校、白求恩卫生学校等，以民族精神培育新一代，学校教育事业取得长足发展。 三是推进社会教育。社会教育是文化大众化的重要内容。在旧社会，广大人民处于饥饿和死亡线上，很少能够接受教育，文化水平很低，科学知识更是异常缺乏。就陕甘宁边区来说，“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文盲，两千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发展社会教育是实现广大工农群众彻底解放的重要条件。随着各根据地的创建发展，社会教育先是以群众大会或宣传品的形式开展，后逐步发展出冬学、识字组、夜校、半日校和长年民校等组织化、经常化的形式。在内容上，包括抗战动员、政治宣传、识字和文化知识等。社会教育组织方式灵活，学习内容通俗易懂，群众参与热情高涨。1941年，边区有识字组1973处，人数12259人；夜校505处，人数7907人；半日校393处，人数5990人；冬学659处，人数20915人。通过社会教育，扫除了文盲，提高了根据地人民的文化程度和觉悟程度。 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 领导文化建设的经验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建设自己的“文化的军队”，坚持文化大众化方向，探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这些经验对于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更好地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地位，始终掌握党的文化领导权。指导思想决定着文化建设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是文化建设的灵魂。在抗日战争时期，多元文化思想并存，扰乱人心，动摇军心，阻碍抗战胜利。对此，毛泽东指出，“没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方法，就不能正确地指导我们现在的社会革命的民主阶段”。党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并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明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方向。当前，“两个大局”交互激荡，文化多元化，思想多样化倾向愈加明显，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相对主义、功利主义、虚无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潮不断侵蚀党领导的文化阵地，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更加激烈。对此，更是要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虚无论”“自卑论”“中立论”等各种错误观点，全面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 二是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文化建设不是在一片虚无的废墟之上进行，而是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开新。中华文化是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根脉。抗日战争时期，国内对待传统文化有着不同立场，有的主张复古，有的主张西化。对此，中国共产党鲜明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党始终将“民族的”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标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清理传统文化中的封建因素，同时汲取外来文化的有益因素，摆脱了思想上的外部依赖，实现对中华文化的赓续发展。当前，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中华文化的价值和作用更加凸显，中华文化是“中国式”的文化根基，“中华文化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最深厚的源泉”，对此，更是要坚持“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不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中华文化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 三是重视知识分子的独特作用，建设党的文化队伍。知识分子在文化建设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他们是文化思想的生产者、人文精神的守护者，同时也是文化果实的传播者。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的根据地大多处于文化的边缘地带，急需吸收大量知识分子。但这些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和思想观念与党和人民的需要还有一定差距，为此党十分注重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强调知识分子要了解中国具体实际，同时要转变思想情感，正确看待人民群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知识分子通过改造，成为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化军队，为抗战文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人才是第一资源，要尊重知识分子的创造，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营造有利于潜心研究和创作的社会环境，鼓励理论创新，激发广大知识分子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热情，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文化队伍。 四是坚持文化大众化方向，不断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人民群众是文化建设的创造者，也是文化成果的享有者。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文化建设就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文化方向，主张文化发展要扎根人民现实生活之中，指出“要把运输文化食粮看得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推动抗战文化向人民民主文化发展。在党的号召下，广大文化人深入田野，走向群众，创作了许多扎根生活、立足人民的文艺作品，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战斗志。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文化繁荣，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因为“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是有精神需求的，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存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的持续推进，人民对于文化的要求更高了，党的文化建设要跟上时代发展，把握人民需求，正确处理社会效益与市场效益的关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 五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品格、理论思维、学术素养和主体意识的鲜明表现，是综合国力与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在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下的知识分子群体发出“学术救国”的号召，推动了新启蒙运动和学术中国化运动的发展，逐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初步探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当今中国正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一些新知识、新经验和新信息层出不穷，需要建构与之相适应的自主知识体系。“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这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立足中国，借鉴国外，坚持本来、外来和未来相贯通，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一体与多元相融通，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只有如此，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总之，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建设是在复杂国际国内环境之下展开的。党坚持以先进的思想理论为指导，初步勾勒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框架，引领了先进文化的发展，凝聚起了伟大抗战精神，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要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继承和发扬党领导文化建设的优势，坚定不移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应对风险挑战、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根本保障和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