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把文化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还意味着深刻把握文化的教化作用和治理功能。这继承和弘扬了人文化成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汲取了中华文明文治教化传统的思想精髓，并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赋予其新的内涵与使命。 中华文明历来重视文化的教化作用和治理功能，认为文化既是道德修养和社会和谐的基础，又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古人即已初步形成了以基于人伦关系的礼乐典章规范民众行为、塑造和谐有序社会的理念。正如《周易》所言：“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后，文化从洞察与遵循天道自然和人伦秩序以教化万民的理念，逐渐演变为治理国家的文治实践，推动形成政治与文化互为手段和目的、共同打造天下文明的格局。一方面，文治是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以同“武力”相对的“文德”为工具进行社会治理，促进了人们在思想观念上的统一，推动了文化传承与教育发展。在中国古代，凡文治昌盛时期，往往会出现思想学术繁荣的景象，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教化作为文化功能的核心体现，在中国古代主要围绕政治化的伦理道德而展开。经由包括官方政令、民间传说、文艺作品等在内的多种形式的宣传，辅以对道德规范践行者的表彰与奖励，以及社会舆论和家族长辈的监督，使得仁、义、礼、智、信等观念内化为人们的行为准则，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把文化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彰显出对文化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中重要作用的深刻认识，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文治与教化相结合理念的延续传承。习近平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诚信理念为例。它作为道德的内核，兼具为人之本与立国之根的属性。新时代以来，诚信理念的内涵从人格完善、道德境界、人际关系，扩展到政治修养、经济伦理、制度规范乃至国家交往等层面，对促进社会和谐、推动国家兴旺起到重要作用。而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实现法治与教化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是对文治教化传统进行激活与再造的又一个明显例证。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体现了对治国理政规律的深刻把握，使文治教化成为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要抓手。 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把文化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实现对文治教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最有力的体现之一。在构成文化的诸多要素中，核心价值观尤为重要。它在最深层次上决定着文化的性质与发展方向，是一个国家的共同思想基础和重要稳定器。一个国家如果缺乏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就会行无可依、魂无所归。在此意义上，核心价值观建设成为文化建设的内核，是国家社会治理的价值基础和重要支撑。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
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与国家长治久安。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人早在春秋时期就提出以礼、义、廉、耻为治国的四大纲纪准则，强调“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尔后，经过长期发展与吸收融合，中国逐步形成了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的核心价值观，总体上为几千年封建统治秩序提供了精神支撑。放眼当今世界，每个国家都特别重视核心价值观建设，以此确保自身价值理念的稳定性与持久性。一些国家之所以发生社会动荡、政权更迭，其核心价值体系出现混乱以及核心价值观遭受质疑和否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崇高的文化理想与价值追求。同文治教化传统一脉相承，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归结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通过广泛开展相关的宣传教育，持续完善相应的制度机制，能够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基础。构建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核心价值观从根本上讲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之德，又是国家和社会之德。中国古人在长期的实践中塑造出一套完整的、成体系的传统美德规范。不论是讲仁爱、重民本，还是守诚信、崇正义，抑或尚和合、求大同，都包含着许多具有永恒价值的内容。通过对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可以使之同现代文化相通、与现代生活相融，切实成为人民生活和道德实践的鲜明标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