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说过：“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而要实现这一美好远景，首先在思想上要进行价值观改革，要构建一个新的价值体系。毛主席在领导制定的临时宪法《共同纲领》中，就规定“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这“五爱”形成了全国人民大众的共识。
毛主席向来高度重视榜样的示范作用，他明确指出“典型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力量”，通过剖析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事件和经验，引导教育人民，指导工作，形成强大的社会感召力。这一理念成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遵循，也是构建新的价值体系的基本载体，其核心是通过真实、生动的榜样，将新的价值观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学、可践行的具体行动。毛主席主导或支持的典型宣传，覆盖了不同历史时期和各行各业，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价值榜样体系。
1963年2月22日，毛主席应《中国青年》杂志社要求，为学习雷锋专辑题写“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后，他跟秘书林克说：“学雷锋不是学他哪一两件先进事迹，也不只是学他的某一方面的优点，而是要学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学习他长期一贯地做好事，而不做坏事：学习他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当然，学雷锋要实事求是，扎扎实实，讲究实效，不要搞形式主义。不但普通干部、群众学雷锋，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才能形成好风气。”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全国掀起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的热潮。
什么是大寨精神？1970年4月13日，毛主席同湖南省委书记华国锋谈到农业学大寨时说：“大寨是个七十户人家的一个大队，实际上是个生产队，他们能够以大队为经济核算单位，重要一条就是自力更生。”
什么是大庆精神？就是艰苦创业的精神,无私奉献的精神。1960年在那样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进行石油大会战，改变中国贫油的落后面貌。被称为“铁人”的王进喜喊出了“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都要抖三抖！”的创业誓言。
1965年6月16日，毛主席在杭州听取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及三线建设的汇报，当余秋里汇报到第三个五年计划要发展农业，大体上解决吃穿用时，毛主席说：“农业要搞大寨精神。农业靠学大寨，工业靠学大庆。”
解放军某八连自1949年进驻上海繁华的南京路以来，在复杂的城市环境中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身居闹市，一尘不染，抵制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成为全军全国学习的榜样。毛主席在北京接见八连代表时，亲笔写下了“南京路上好八连”这七个字，并指示将这一称号和事迹向全军全国推广。这一题词极大地鼓舞了八连官兵，也成为了中国军队思想政治建设史上的一个重要标志。
毛主席曾说过：“我最喜欢听典型，各地委要多讲典型。”他喜欢听典型，他喜欢树典型，他认为“历来统一的东西，都是由典型到普及的。”他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为了改造中国，在中国建立一套新的价值体系，是要通过树立典型，推广典型，使典型所代表的价值观外化于行，内化于心，由点及面，一步步完成新中国价值体系的构建大业。
新中国价值体系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集中体现为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甘愿为集体、为民族、为后代牺牲自我。新中国的价值体系流淌在代代传承的精神坐标里,鲜活地存在于一个个典型，一代代榜样的身上——它就在公而忘私的雷锋、鞠躬尽瘁的焦裕禄身上；它就在隐姓埋名奉献家国的钱学森、邓稼先身上；它就在奋不顾身保家卫国的黄继光、南京路上八连战士的身上；它就在大寨人艰苦奋斗的足迹里；它就在大庆油田热火朝天的建设里；它就在无数扎根岗位把价值追求化作实际行动的普通劳动者身上，这些跨越时代的模范标杆，就是新中国价值体系最生动的具象表达。
1971年11月15日，第二十六届联大全体会议五十七个国家代表热情洋溢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智利代表温贝托·迪亚斯·卡萨努埃瓦说了一段话：“中国从落后、破坏、饥荒、水灾和瘟疫的废墟上站起来，在短短的一些年里在农业和历史、教育和公共卫生、征服宇宙和原子方面——还有在使集体和个人的道德臻于完善方面取得了非凡的进展。就是完成建造南京大桥这个巨大技术成就的那些人，结束了贪污、鸦片、堕落、放荡等现象，实行健康和俭朴的生活方式。”
从他们的话里，看到了中国的新价值体系对于世界的冲击和影响，看到了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夜所预言的“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