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中华民族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深处，梳理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中华民族的历史成因便如画卷般展开。
从文字维度看，汉字维系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文字的创造与传播，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识。埃及、玛雅等古代文明的文字早已离去，但是以汉字为主体的中国文字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成为世界上唯一现存的自源古典文字系统。中国已知最早的文字是距今3300多年前的甲骨文。商武丁时期“人”“中”“华”“民”“族”五个甲骨文字，彰显了中华民族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家庭。“人”是侧身的，助人者人也，伸手协作，相互依存。“中”，表意“中心”，就是天上有中心，大地也有中心，占有“天下之中”的位置。关于“华”，学者韩建周、牛海燕认为，“华”是西岳华山，又与“花”同，泛指繁盛。“民”泛指黎民百姓。“族”是武装力量聚在一个旗帜下。1902年，梁启超最早提出“中华民族”概念。2018年3月，“中华民族”首次写入我国宪法。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各族同胞尽管具有不同的民族称谓，但共享着最重要的中华民族身份认同。3000多年来，“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内涵得以延续。汉字是世界唯一延续至今且仍在使用的自源文字系统。文字的起始阶段超越殷墟甲骨文。中国早在距今8000年—7000年的淮河流域，柳林溪遗址出土的图案，被认为是完整的九宫图形。初现于距今9000年兴盛于距今6500年—5000年的彩陶文化，如半坡的鱼纹、庙底沟的鸟纹、大溪文化的绞索纽结纹，则代表了先民思想传播的第一次高峰。距今5000年—4000年，在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的一件大口陶缸上刻画着日、月、山的图案，而丁公遗址则出土了较为成熟的文字符号。距今4300年—3800年，被认为是尧都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就曾发现毛笔朱书“文邑”二字的陶扁壶。秦统一六国开始，“书同文”成为王朝治理的重要传统和保障。秦诏版、辽宁绥中的秦碣石宫遗址、福建崇安汉城的出土陶文、广州南越国宫署出土的简牍、封泥和陶文，或是湖南里耶出土的秦人档案，汉代西北边陲驿塞出土的汉简牍、汉长安未央宫出土的骨签，以及在更庞大地域内出土的秦汉简牍、封泥、印章、石刻，无论其文字书写、载体，还是行文格式等均高度一致。“书同文”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向内凝聚”。汉字造就文化长城。两河流域与古埃及的居民发明了文字，但就是没有产生史学。古代的印度虽有灿烂的诗篇、远古的法典和宗教，但也没有形成带有精神演化痕迹的史学。古希腊的史学主要是当代战争史，没有产生 数代史家连续依时叙事的作品。中华民族拥有传承经学和史学的传统。经学是连续性的。冯友兰认为，“自孔子至淮南王为子学时代，自董 仲舒至康有为为经学时代”。若把子学传统上溯，就会看到诸子百家，诸子百家共享了一个统一的精神谱系。十三经的注和传是在汉唐之间完成的， 东汉有郑玄《毛诗笺》《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赵岐《孟子注》，曹魏有王弼《周易注》、何晏《论语集解》，西晋有杜预《春秋左传集解》、范宁《春秋毂梁传集解》、郭璞《尔雅注》，东晋有《尚书》伪孔传，唐代有唐玄宗《孝经注》。由此，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文化的自觉意识逐渐 凸显。
史学也是连续性的。3000年前的青铜器何尊，呈现了最早的“中国”称谓。编年体史书凸显了中国历史的贯通意识。中国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将夏商周三代与孔子的时代相贯通，呈现了王道理想。司马迁撰写《史记》，以“通古今之变”的方式达到了“究天人之际”的目的。还有以典章制度为主体的通史著作，如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合称“三通”，与《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朝通典》《清朝通志》《清朝文献通考》《清朝续文献通考》合称为“十通”。胡人所建政权也多承中原王朝修史传统，如北魏崔鸿撰写了《十六国春秋》。历史镜鉴为中华民族发展提供了智慧。唐代坚持为北魏、北齐、北周、梁、陈、隋、晋撰写了断代史。元代为宋辽金修史，明代为元代修史，清代为明代修史。他们都是通过对前代历史进行叙述和总结，来体现对中华政治传统、 文化传统的继承。在修史过程中，强调执笔人“史德”“史才”“史学”“史识”，增强历史编纂的可信度。地中海沿岸3000多年前就出现了表音文字。使用表音文字的罗马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联，后来都分崩离析。在抗日战争时期，很多人问：中国要灭族了吗？钱穆非常自信：中国亡不了。因为中国文化不灭，中国就不亡。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汉字是这种文化共同体的核心标志。
从时间维度看，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长河中已延绵5000多年
中华民族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这一原生文明与古埃及文明、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一道开创了人类文明史，成为世界上唯一以国家形态绵延至今的古老文明。史前时期，文明初现，中华民族起源。距 今1.2万年左右，动植物的驯化、陶器的生产、定居等文化要素在中华大地各处出现。距今8000多年前，各地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文化，部分地区之间出现频繁交往。距今约6000年起，以彩陶、玉器等为共同符号的文化纽带联结起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后又影响到今西藏、新疆和蒙古高原区域，形成了规模广大的“早期中华文化圈”，也是“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在后世发展成为“文化上的中国”。大约从5800年前开始，在黄河、长江流域许多地方的村落群中比较普遍地出现了中心聚落。良渚文化修建了大规模都邑、水利系统。陶寺文化也体现出了较强的政治统合能力。
【卡若文化距今5000年—4000年，西藏昌都双体陶罐】
夏商周时期，天下秩序与华夏共同体演进。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孕育阶段。在近两千年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夏、商、周本来是三个不同的族群、政治集团，它们在不同的空间中交替成为天下共主，最终形成了时间上“一个接一个”的连续关系。特别是周朝修建了纵横天下的道路体系，进一步将天下各地的族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族群在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上不断加强、凝聚，越来越多的族群与文化进入华夏共同体。秦汉时期，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初步形成。秦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秦汉设置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郡县，将七国故地整合成统一国家，匈奴、西域诸族、乌桓、鲜卑、羌、百越、西南夷的大部或部分进入大一统体系。秦汉打通关隘，修建道路，活跃关市， 将彼此分割的几大经济区域整合为一个大经济共同体，“自在的”中华民族开始形成。睡虎地秦简记载的秦王朝基层小吏“喜”的事迹，呈现了一个普通小吏为秦汉开创大一统注入历史动力的故事。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华民族大交融。370年间，“五胡”入华，汇聚融合。胡人君主确立了清晰的“夷夏同源”历史叙事。匈奴后裔刘渊建立“汉国”，祭祀自汉高祖以下的“三祖五宗”。同为匈奴后裔的赫连勃勃立国号为“大夏”，称自己为“大禹之后”。慕容鲜卑自称“有熊氏之苗裔”。拓跋鲜卑追认祖源为黄帝之子昌意。此时，北方汉人与胡人逐渐交融，西域与中原人群交融，南下的汉人与南方诸族交融。中原文化与胡人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北朝文艺，与南方各族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六朝文艺。经由丝绸之路传过来的佛教、祆教等也纷纷进入中原。“中华化”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主流。隋唐五代时期，中华民族空前繁荣。隋唐两代通过陆上、海上、草原、西南丝路、茶马古道、唐蕃古道，以及营州—渤海道等四通八达的道路系统，建立起以中原为核心，辐射周边族群以至东亚、中亚与西亚的庞大贸易网络。大运河贯通了南北经济，推动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隋唐继承北朝的“制度”与南朝的“礼乐”，融入更多胡人文化，包容景教、祆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异域宗教文化，吸引周边及域外人士主动学习效仿，造就更高水平、更大规模的中华文明圈。隋唐五代时期，华夷一体，孕育了覆盖整个东亚，辐射至东南亚、中亚、西亚的世界性文明体系。辽宋夏金时期，中华民族内聚发展。辽宋夏金均被称为“桃花石”。“桃花石”指的是中国。契丹据有幽云十六州后，开始自认“中国”，称辽人为“中国之民”。辽道宗时，耶律俨修《皇朝实录》， 明确宣称契丹为黄帝后裔。鉴于欧阳修编《新五代史》将辽朝附于四夷，辽人将宋朝开国历史附于辽朝国史。宋朝统一中原，文教昌盛而军事孱弱。朱熹作《资治通鉴纲目》尊蜀汉为正统，实质正是为南宋争正统，但他同时强调“天下为一”。西夏将王族祖先追溯到北魏拓跋氏，北魏拓跋鲜卑又自称黄帝苗裔，建立起西夏人乃炎黄子孙的历史叙事。对立政权的统治者共奉中国，追求的不是“中国”之裂，而是接续大一统的“中国”之合。元朝时期，中华民族大统合。元朝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由北方草原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元朝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导。忽必烈时期，即便是激烈抗元、宁死不降的宋人文天祥，对实现天下一统的理念也表示认同。忽必烈对文天祥精神加以肯定和欣赏，评价他“是好人也”。元朝所修的《宋史》大力褒扬文天祥以身殉国、舍生取义的孤忠大节。与秦朝统一六国的前221年、隋朝灭陈的589年一样，1279年是中国步入大一统时代的第三个关键性时间节点。元的大一统真正促使整个中原与辽阔的边疆地区在行政制度上联为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凝聚力越来越强。明朝时期，中华民族巩固壮大。明朝发展了元代行政大区制、土司制等大一统王朝治理制度，善用招抚等和平手段，施行因俗而治的治理理念，多族群共同治理疆域、共同抵御外侮。明朝对边疆地区开发力度不断增大，中原与边疆农牧经济融合持续深入，中华民族经济一体化趋势更加明显。明朝时期中外互通，儒家文化还呈现新旧鼎革之势， 阳明心学的诞生、伊儒会通的实现、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发生等，表明文化发展与文明互鉴达到了全新高度。清朝前中期，中华民族格局底定。清朝历经康雍乾三代治理，基本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缘安全问题，实现了“长城内外皆一家”。清朝削平三藩、收复台湾、勘定西北、平定西藏，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基本奠定了中国现代疆域版图。1771年，西迁伏尔加河下游的漠西蒙古土尔扈特部，在首领渥巴锡率领下，历时8个月，万里归国。中华一家，土尔扈特部离去100多年最终归来，彰显中华民族的影响力和向心力。
从空间维度看，中华民族在中国五大文化带形成共同家园
河流是孕育文明的摇篮。空中俯瞰，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形状正如北冥之鲲。从巍巍祁连、莽莽昆仑到苍茫云海间的天山，冰峰雪水凿穿深入中亚草原地带的通道，推开东西交流的门户。“胡焕庸线”东侧的地理环境，使得中华文明天然地具有内向凝聚力。长江、黄河、珠江等大河巨川的主干和支流带来人的汇聚，逐渐发展成为黄河文化带、长江文化带、珠江文化带、长城文化带、大运河文化带。中国五大文化带是个开放的内外循环系统，催生出各经济区域共存互惠的经济结构，成为中华民族绵延5000多年的地缘优势。
在中国五大文化带，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政权意义上的中国和疆域意义上的中国有时并不重合。整体看，中华民族生存的疆域有伸有缩，但只是胖瘦之分，没有器质之变。若向西看，古希腊文明的优秀成果一直留存至今，但 古希腊文明的国家载体却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希伯来文明较为完整地延续至今，但它在两千多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都不是以国家形态来延续和发展的。中华民族在五大文化带发展形成了共同家园。中华民族生存的疆域，起步就是“好大的一个家”。世界其他原生文明的摇篮，在古埃及为尼罗河，在近东为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在古印度为印度河，它们的范围不过数十万平方千米。中国的摇篮，仅算孕育早期文明的核心地区，也有近300万平方千米。黄河上中游发育仰韶文化空前统一，其范围已经涵盖后世中国主体区域的大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