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是一个文化产品繁盛勃兴的时代，大量的所谓精神文化产品源源不断地涌入消费者的视野。若问创作者为何趋之若鹜地赶赴文化市场，他们会直言不讳地说：为了金钱，为了生存。应该承认，这首先是一种社会进步：文人谈钱并不世俗，文化产品本身就是一种商品，无论是作家出书还是画家售画抑或导演拍影视剧，都是知识产权被社会的认可与转让。但笔者想说的是，如果将文化产品作为一种智慧结晶加以审视，它首先是一种心智行为，是无形的精神价值与有形的功利因素的结合物；若用价值尺度进行评判，文化产品的第一要义应在于人文价值而非商业价值。
黑格尔说：人性的弱点之一，就是动辄唯金钱至上。当下社会很多人早已陷入物欲的陷阱，完全沉湎于物质生活，无视精神生活。无论任何文化产品，就其本质而言，均是人类精神活动的表征，均是天地之心的彰显，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所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其意就是只有将文心与天心相贯通融汇，文章才能传之久远，它表明最高境界的文化生产是在遵循道德律令下完成的。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也曾指出：“位我上者灿烂之星空，在我心者神圣之道德”，也就是说真正的文化生产或精神劳作，往往听命于一种无形的道德力量的感召与吁求，所谓“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
笔者昔时初次接触章炳麟《訄书》时，竟不知“訄”字作何解释，后来借助康熙字典和相关研究文章，才知晓“訄”乃急迫之意。章太炎在辛亥革命期间是以一位年轻气盛的著名学者身份参加反清运动的，其写《訄书》原本是通过治学为文之道，表露和阐述自己民族主义革命的理念和抱负，于是他早期的学术研究辉耀着浓郁的时代色彩，昭示着高远而深彻的社会理想。待到他晚年心境平和淡定之时，只追求学术研究本身，并将《訄书》中若干针砭时弊的文章摈落，重新命名为《检论》。鲁迅对章太炎前后抵牾的处世态度是持批评态度的，且指出“这种做法其实是要吃亏的”。
中外文明史表明，当时代发生重大变化，或者百姓罹遭苦痛灾难，国运面临不测时，种种内忧外患便在富有良知和正义感的知识分子那里得以反映，这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与担当，也是知识分子的最高写作（或创作）目的。同时，鉴于这种动机更多是不自觉或下意识的，所以往往表现为一种“不得已”的精神状态，孟子在谈到自己好辩时曾说：“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曾引征《易传》中“天降以夫子以木铎”一语，向后人阐明孔子、庄子等圣贤代天立言、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写作动机。当知识分子的心绪心事与整个时代、社会及其人生际遇发生紧密联系时，就会不期然地生发出一种“心事浩茫连广宇”的旷达而超迈的心境。今天我们读庄子、屈原、司马迁、苏轼、汤显祖、曹雪芹、鲁迅等文化先辈的著述，能够体味和感受到这种独特的思想魅力。这也是当今之世那些以媚世悦俗为特征的文化产品所无法企及的。
鲁迅先生的文章，大都体现出对时代与人生深切的激愤与省思——远远超出一般知识分子嗟老叹卑式的感慨——这种激愤与省思超越了功利与欲念，构成了鲁迅作品穿越时空的永恒魅力。这种社会担当，也成为包括鲁迅作品在内的诸多优秀文化经典的灵魂。
钱锺书曾提醒世人：真正的文化产品，都具有非商性的特征，强迫文化都纳入商业化机制，这只会给文化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如今程式化的文化产品制作中，弥漫着浓厚的世俗气味，它凭借商业与传媒的力量，正在构建一种文化方面的“权力话语”。而少数有个性有风骨的文化人，在这种“权力话语”面前正变得难以招架。即使某些文化产品尚存一点风骨与灵光，也被经销商狂炒一番后销蚀殆尽，最终沦为文化商人们的盈利工具；其原本的美学价值和人文品位，早已消弭不在。这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