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讲话中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可喜可贺！这是五千年博大精深中华文化之大幸，文化自信，文化复兴，盛况空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春天来到了！
在实现中华复兴伟大中国梦的进程中，我们都来满怀激情拥抱这个春天吧。但我们又要警觉，春天是万物复苏、万物新生的季节，别忽视了万物新生它包含了冬眠寄生在土壤里的病虫害和毒草种子也将伴随春的萌动。随“两办”文件出台，欢呼声接踵而至，欢呼告别“洋节”，做强做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统节日，把“七夕”这个中国人自己高尚的传统“情人节”首次写进了传承发展工程等等。随之而来的网络评论热闹非凡，“全面复兴传统文化”的口号也随之出现。这样一些只盯住“传统文化”大做文章，忽略了“传统文化”之前有“优秀”这个介定词，势必导致中华传统文化沉碴泛起，良莠不分，或偏面割裂、借题发挥。时下，已不乏有人在借传承“传统文化”对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立四新”重弹“全盘否定”老调，背离马列主义辩证法。毛泽东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提倡树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时代进步，本应无可非议。只不过在执行过程中，有人利用“四破四立”的口号走向偏激，对传统文化一度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但很快就被中央纠正。然而今天有人借题发挥，否定毛泽东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性和创新性，认为毛泽东思想只是马列主义的产物，甚或只是外来文化的产物，这不符合基本事实，是完全错误的！正值全国“两办”文件出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春风强劲吹拂之时，我们应不时保持清醒头脑，以前车为鉴、前事为师，不偏不激，科学辩证，科学传承。为此，科学认知我们党毛泽东思想指导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和地位尤为重要。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 ；狭义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有时又专指教育、科学、艺术等方面的知识与设施。[1] 可见，思想固然属于大文化范畴，中华文化理应指大文化范畴。传统文化只限于“传统历史”经受时间考究传承下来的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乃历史考究中人们多数人追崇的先进文化。优秀文化传承还不仅仅只为几个传统节日等一些文化形式的承载，其目的旨在中华历史文明先进文化内涵的传承。当下，已经受近百年历史检验的“毛泽东思想”，人民正在热切渴望并已四处呼吁为纪念这伟大思想的创立者毛泽东同志诞辰日设立“人民节”，我们拥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春风，更应走出某些历史偏见的误圈，全面科学认知毛泽东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贡献。首先，我们从毛泽东思想孕育过程中寻找答案。一个人的思想成熟，是与伴随其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形成的漫漫“人生长征”的摔打、磨砺分不开的，人生一路无不受到文化的熏染。毛泽东的人生长征路，无不闪烁其强烈汲取优秀传统文化的智光。少年毛泽东人生观的开始“孕育”，是在出生地的韶山和外婆家。毛泽东8岁前的后6年都是在文氏外婆家度过的。八舅文正莹在家办有蒙馆，毛泽东在文氏蒙馆里这个“小小陪读郎”受传统文化熏陶不少。《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幼学琼林》，他四五岁就能背下来；超出幼儿的诗书《千字文》《六言杂字》《神童诗》等，他也能流畅诵读；尤其八舅的《家范箴言》手抄本传统家风“家戒六条”以及“家训十则”：培养心田、品行端正、孝养父母、友爱兄弟、和睦乡邻、教训子孙、矜怜孤寡、婚姻随宣、奋志荟窗、勤劳本业……这些较早在毛泽东幼小心灵中播种下朦胧的思想意识：“干正事，走正道，成大器”。尤其是八舅的蒙馆可让好多佃户的伢子免费读书，却把利用文化来赚昧心钱、欺压愚弄四乡八里种田人的富家人子弟拒之于门外。这让毛泽东较早就懂得了文化这东西的辩证道理：利用文化变坏的人比没文化的人更坏。八舅蒙馆的文化启蒙让毛泽东一辈子难忘。1951年，他在北京同文正莹之子——表兄文运昌会见时，还饶有兴趣地谈起童年时外婆家风、八舅蒙馆文化中的趣事，他称道八舅文正莹“他才是我真正的启蒙老师哩！”[2]毛泽东人生观、价值观的“破胸”期，是9至17岁左右在韶山。母亲是位虔诚的佛教徒，毛泽东受母亲影响很大，自幼受“积德行善”“因果报应”一类的信念灌输，他和母亲常背着父亲救济穷人。9岁时，他和母亲认真讨论过用什么办法让父亲也信佛拜观音的问题。15岁那年，父亲为了家中多个劳力，要他同罗氏女子结婚。毛泽东被迫辍学，但在传统文化的海洋里遨游，毛泽东已得心应手、如痴如醉。他结婚一年里不与妻子同床，经常通宵达旦看书自学，白天还把《西游记》《精忠岳传》等一类的“闲杂书”带到田间。有一次放牛，牛吃了庄稼他也不觉，被父亲发现后，既挨揍又把他的书也丢掉了。之后他仍在出工时把书藏在身上，工余休息又躲着父亲读书。在韶山向老师借书、向和尚借书、向所有有书的人借书，整个韶山几个寺院的所藏经书他也阅读完了。这年母亲生病，15岁的毛泽东第一次走出韶山，独自行100多里山路，去南岳进香祈祷母亲平安，也渴求能读到南岳名山胜景中的诗书经文。1910年4月，长沙发生了饥民暴动，清政府不救灾却派兵镇压，饥民的鲜血染红了浏阳门外的识字岭，被杀的饥民头颅还高高挂在南门外示众。几位在长沙卖兰花豆的湘乡小贩亲见谈及此消息，偶然让毛泽东在放学的路上听到。17岁的毛泽东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回家饭不吃、觉难睡，呆呆地看着母亲，深感凭母亲和自己这样行善做“观音菩萨”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单凭佛教难于救黎民脱苦海啊？几十年后，毛泽东还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3]。实际上这正是他接受传统文化之后在社会现实中碰撞出来的“智光”。毛泽东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萌芽”和形成，是在长沙读书的几年里。他博览群书，尤其是对中国历史文化读物如饥似渴，潜心历史文化中强烈求知识、求真理。他在长沙读书期间，愈发感觉老师的课堂教学已满足不了他，他竟背着父母，在长沙休学一个学期专门自修，读自己在韶山干农活偷偷没读完的、在校又没空读的中华经史子集和了解世界的优秀图书。他每天早晨带两个馒头来到长沙定王台的湖南图书馆读书，图书馆管理员每天上班第一个迎接他，也每天晚上最后一个送走他。正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1917年，这位24岁的师范生一篇在校作文《心之力》，突现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功力和磅礴盖世气势：
“……夫中华悠悠古国，人文始祖，之所以为万国文明正义道德之始作俑者，实为尘世诸国中最致力于人类自身与天地万物间精神相互养塑者也。盖神州中华，之所以为地球文明之发祥渊源，实为诸人种之最致力于人与社会与天地间公道、良知依存共和之道者也。古中华先贤道法自然，文武兼备，运筹天下，何等的挥洒自如，何等的英杰伟伦。然天妒英杰，愚昧丛生……
“孔子明之故说修心，知止而不怠；释迦明之故说三乘，明心而不愚；老子明之故说无为，清静而不私……”
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就的这位热血青年强烈爱国之浩然壮志，惊艳世人：
“……正本清源，布真理于天下！愿与志同道合、追求济世、救世真理者携手共进，发此弘愿，世世不辍，贡献身心，聚爱成行，则此荧荧之光必点通天之亮，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势，翻天覆地，扭转乾坤。”
这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但已铸就毛泽东伟人之志，而且国际国内世纪风云变化还证实了这位24岁师范生之深远洞见，如“共和”“星火燎原”“与时俱进”等均出自于斯。毛泽东写成此文的第4年就成为了中共一大代表，当然这首先归功于他在北京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找到了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锁钥，从而坚定地选择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人生道路；但不可否认，强烈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青年毛泽东铸就了能够接受马列主义革命真理，乃至后来能够创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坚实且丰厚的基础。毛泽东有两句名言：“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4]从张玉风主编的24卷5000万字《毛泽东藏书》中，中国文史类图书占了他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以下是张玉凤提供的主席反复研读并有过精彩评语的书目：
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床铺三分之一堆着书，外出巡视时专列装满一车厢书，垂暮年配上独脚眼镜和放大器读书，临终前还要“听”《枯树赋》《容斋随笔》和听中国昆曲《满江红》……可见毛泽东一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情有独钟。毛泽东强烈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倾其毕业精力，也造就其在所涉文化各门类建树之巅峰：德孝文化：德孝文化影响毛泽东最大的三个人应是母亲、八舅和杨昌济老师。母亲信佛，慈悲善良的观音文化滋润他平生秉性有“三怕”：怕哭、怕流血、怕叫饶命；八舅蒙馆的七戒十训家风规范着他；杨昌济老师自创9部伦理道德修身教材和他的为人师表影响着他。在家庭，毛泽东首先是个“孝子”：母亲久病难愈，少年毛泽东一人去南岳烧香，后又从北京专程赶回韶山背母亲来长沙治病；他不记父亲对自己少时的严厉，成家后接父亲来清水塘悉心照顾到老；他每月定期给杨开慧母亲寄生活费直到临终。在广大穷人面前，毛泽东是“菩萨”：父亲年关要他收账，见乡邻困难他回家撒谎，欠款一笔勾销；艰难的长征途中，他开始一段疟疾缠身，体弱难支，靠单架随队，寒冬腊月里见婆孙乞讨昏倒路边，他连忙脱下自己的毛衣、让出单架上的床单……。毛泽东尊师敬贤更是有口皆碑：郭伯勋是毛泽东私塾学堂教师，郭后人郭梓材回忆说：“毛主席百忙中先后给他家及他本人寄来书信13封，还汇款2000元，以资助他和家人治病及改善生活。”他个人借钱送几位同学赴欧洲勤工俭学，建国后他用自己稿酬于10个春节里向章士钊“拜年还债”；他长征路上给徐特立老师让马；中南海给程潜划船……广大人民群众中至今一直流传一句发自内心的话：毛主席和共产党是“活菩萨”、“大救星”。哲学文化：1914年，毛泽东在一师以“十八画生”征友发起组织“哲学小组”，请老师杨昌济为哲学组当导师，假期步行百余里去杨昌济家中请教并手抄杨昌济有关哲学和仁、义、礼、智、信、恕、诚、忠、敬、静修身育人思想抄本教材。读李达的《社会学大纲》，1938年1月17日至3月16日毛泽东延安时期的《读书日记》有记载：每天少则读一页，多则达47页。全书854页，44万字，平均每天读25页多，近13000字。批阅至少两遍，批阅占全书四分之三页，批注文字共3400字，阅读达10遍。毛泽东在延安一次小型会上说：“李达同志给我寄了一本《社会学大纲》，我已看了10遍。我写信请他再寄10本来，让你们看看。”[5] 毛泽东称赞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毛泽东还认真批读了《中国哲学史》等。他就是这样虚心汲取民族优秀哲学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后来写出了《矛盾论》《实践论》等改造中国和世界的伟大哲学篇章。宗教文化：早在井冈山时，贺子珍问毛泽东佛教问题时，他说：“中国老百姓有时信，有时不信。不过佛教的确有不少辩证法。”1935年10月5日，长征时毛泽东率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来到回族聚居地六盘山下的单家集。毛泽东在队伍到达前亲自给指战员讲回民传统习俗，告诫红军尊重回民习俗。他走进清真寺，在大殿里兴味很浓地给随行人员和清真寺的老阿訇讲“金脚寺”的故事：他说：“南京有一座清真寺，别名叫‘金脚寺’。据说，朱元璋当了明太祖皇帝后，有一次特意去观览清真寺，由回族将军常遇春、胡大海保驾。这位皇帝下轿后就直往清真寺大殿。待他刚要迈进一步时，就被常、胡给拉住：‘万岁，进大殿内要脱鞋。’朱元璋一听，赶紧退出。他一边脱鞋一边说：‘来呀，把这个鞋印挖掉，用金子镶上。’从此，这座清真寺就定名曰：‘金脚寺’。”1955年3月8日，毛泽东在与西藏达赖喇嘛谈话时说：“我们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国、把世界搞好，佛教教义就有这个思想。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度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6]军事文化：有人说毛泽东是军事“天才”，上井冈山前从没读过兵书。这是不正确的。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就“过细而有心得”地阅读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着重研究了中国历史上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如晋楚城濮之战、楚汉成皋之战、韩信破赵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这些著名战例知识他都是从古代的兵书或其他历史书籍中研究获得。同时，从中获得了不少同军事有关的地理知识。在一师任学友会总务的毛泽东，就以几百个参加军训的学生，让3000溃兵路过长沙城被全部缴了枪。以后在漫长的革命战争岁月中，他还多次研读《孙子兵法》和《管子》等书，从中吸收古代的作战思想和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有的古代兵书，至晚年还放在身边，认真研读和备查。同时，他还注意从古代小说、散文、诗歌和戏剧中吸取有关军事思想营养。他在《三国演义》书上的批注就是“我的第一本军事教科书”，从《水浒传》《西游记》中也汲取了许多用来说明军事思想和作战原则的典型事例。如林冲棒打洪教头、三打祝家庄、如来佛降服孙悟空的故事等[7]。当然，他后来又注意研究学习了国外的《战争论》和马列军事理论。毛泽东终于有了“四渡赤水”军事神笔，夺取红军长征伟大胜利，后著有《论持久战》，更有了小米加步枪打败国民党800万大军，有举世震惊的朝鲜战争伟大胜利，他在博览中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中成为了举世惊叹的伟大军事家，“世界十大军事家”排名他名冠第一。诗词文化：在毛泽东身边，陪他读书的北京大学女教师芦荻曾说过：“毛主席喜欢李白、李贺、李商隐诗，尤其喜欢李白的诗。”因为李白诗中那种汪洋恣意、热情奔放、豪迈雄壮、不受任何拘束、极富幻想和浪漫气息的风格特色吸引了毛泽东。李白诗中那种对人民的深切同情、感受人生、为人生所苦恼，同时又摆脱苦恼、超自然置之的大度精神也不时吸引着毛泽东。李白等古代“诗圣”之风加上毛泽东在革命大风大浪中的战斗洗礼，他的诗词气吞山河，磅礴、伟岸，惊寰宇、泣鬼神。他诗如其人，人若其诗，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以惊人的胆识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当时，应柳亚之的要求，毛泽东抄录自己于1936年的词《沁园春·雪》相赠。一经披露、传播，国统区哗然，蒋介石请来全国30多个诗词高手作词应对，以打压毛泽东在国统区因诗书带来的气焰，没想到众诗书高手面对毛泽东这首诗词都败兴而归，“毛泽东用文房四宝打败了敌人”，又在全国传为佳话。毛泽东的诗词今在中华古今10首霸气诗选中一人入选了两首，《沁园春·雪》又在中国历史上高水平的40首诗词中排名第一。毛泽东自幼最喜欢“诗圣”李白的诗，今天的毛泽东却已被中国诗坛和民间广泛认同他是超过了李白、杜甫的又一中国“诗圣”。书法文化：毛泽东除了与书形影不离，他还与字帖形影不离。他爱好书法，尤其擅长草书。他喜欢读字帖，特别是草书字帖。这是他的重要娱乐活动，也是最好的休息。在草书中，毛泽东最喜欢怀素的草书，《千字文》四五岁在八舅的蒙馆就能诵读，一见怀素体的《千字文》爱不释手，几乎每天都翻一翻。他收藏的怀素体《千字文》贴后来破旧不成样子，田家英只好将其精工裱起来，由折子式成了现在书的样子。有人问他，为何这么喜欢怀素体《千字文》。他总显出一种神秘的样子说：“你不知道哇，这是个和尚写的，这个和尚和我还是老乡呢，他写了一手的好字。”[8] 后来，田家英又为毛泽东收集了我国古代30多种书帖。陶永祥在《党的文献》中《心手双畅：毛泽东草书的嬗变历程与艺术成就》总结评价：第一，毛泽东的草书是建立在长期书写基础上而对书法艺术主动追求的结果；第二，毛泽东的草书是对书法传统进行“取法”与“破法”辩证扬弃的典范；第三，毛泽的草书开辟了“帖学”书法在20世纪新的审美境界。其草书，布局参差错落，张弛有度，与怀素、张旭等唐人的狂草章法一脉相承；结字大开大合，又多以欹侧取胜，类似宋代苏轼、黄庭坚的作品；用笔简洁劲利，中锋领豪，流畅而少顿挫，讲究笔意到，深得“二王”精髓。当今，“毛体”研究会、书家协会风起，毛泽东的书法是20世纪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座丰碑，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孕育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总称的这位集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诗圣”“书圣”“活菩萨”于一身的毛泽东以及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