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中的酂城

　酂字的甲骨文最早出现于甲骨文一期即商王武丁时期的卜辞中，最晚出现在甲骨文五期即帝乙帝辛时期的卜辞中，酂是商王帝辛征伐人方凯旋之后班师回朝途经的一个地点。酂字首先是由郭沫若先生破译出来的，已得到史学界的公认。

　　那么郭沫若是根据什么来考证它是酂字的呢?在郭沫若研究甲骨文的专著《卜辞通篡》中有详细的答案，郭沫若说：“卜在叉，贞今日步于栗，则栗，叉相近可知，上第六，八片叉芒同见于一片，知叉芒亦必相近，是则栗当即汉之栗国，芒即汉之芒邑矣，叉其所谓叉邑，殆即沛郡之酂县也。应劭曰，叉音嗟。”陈梦家说：“叉在戴(宿县西北古甾丘城)与栗(夏邑)中间，所以当在今永城一带。郭沫若释读此字为爪字，殆即《汉书.地理志》沛郡之酂县也，颜师古说：‘此县本为䣜，应劭音嗟是也，中古以来借酂字为之耳，读皆为䣜。’《说文解字》邑部‘䣜，沛国县，从邑虘声，今酂县。’段玉裁(清代古文字学家)云：《水经注》曰‘涣水又东经酂县城南，《春秋.襄公十年》公会诸侯及齐世子光与䣜，今其地酂聚是也。按三经皆作柤。’酂，爪两字‘古音同纽，乃古本作叉’”。(见《殷墟卜辞综述》307页)所谓“同纽”就是酂与爪声母相同的意思。在商王征人方的返回途中，和酂并列在一起的几个邻近的地名，一个是栗，栗字的甲骨文同金文基本一致，易于辨认，栗就是现在的夏邑，古称栗邑。一个是芒，即永城古芒城，字体也易识别，还有一个永字，更易辨别，西周东周至汉代的青铜器铭文的永字，字形依然保留着甲骨文的写法。在这几个相邻的甲骨文地名中，叉在永的西边，在栗的东边，这个字应该非酇字莫属。其相互之间的距离，在甲骨文研究专家排列的《商王帝辛征人方日程表》有具体的记载：

　　庚辰卜，在危，步于酂(《殷历谱》9章57页)

　　...............卜，在酂，步于栗(《甲骨文合集》36902片)

　　辛巳卜，在酂，步于沚(《殷历谱》9章57页)

　　壬午卜，在沚，步于芒(《甲骨文合集》36901片)

　　这其中的危在永城和酂城之间，沚在酂城和芒城之间，这两个地方仅出现在甲骨文中，史籍没有任何记载，因而无法考证具体在永城的什么地方。专家根据天干地支推算，危到酂是两天的路程，酂到沚是一天的路程，沚到芒是两天的路程，酂到栗是两天的路程。专家根据卜辞考证，商王率军在行军途中还四处打猎和停留休息，常常是走走停停，还迂回环绕某地走，平均一天的路程或十几里或二十几里或三十里不等，依据甲骨文推算商王行经酂城附近地名的距离，和现在这些城之间的里程是完全相符的。

　　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中也专门论证过这个酂字，他说：“郭沫若考证叉为酂县十分正确，酂就是永城县城西30公里的酂城，在古涣水即现在的浍河之北。字亦可以读作叉或㪥。《说文解字》‘叉，手指相错也。’‘㪥，叉取也’。其音与嗟相同。”陈梦家考证浍河在甲骨文中早期叫泧水，后期叫濊水，濊水的名字最早出现在古籍《战国策.楚策》中，有“睢濊之间”之句，秦汉之时易名涣水，后来又恢复殷商旧名浍水，浍同濊，读音相同。

　　在永城这一带的甲骨文古地名多达二十余个，但只有酂字带邑名，专家们专门研究过，甲骨文一期即武丁时代的卜辞中，带邑名的城目前总共只发现四十个(见《殷墟卜辞综述》322页)，卜辞中涉及地名的带邑名与不带邑名的是有差别的。酂字带邑名，说明其邑的级别要比周围的芒，栗，永，沚都要高。让我们来看看甲骨文帝乙帝辛卜辞的记载：

　　“方来入酂邑，今夕弗振，王阜”(《燕京大学收藏甲骨文》89页)

　　“甲戍卜，在..............................贞酂邑，今夕弗尘，在十月又一(《甲骨文前编》2卷13章2页)

　　很多甲骨文地名只有一字，带邑名的城并不多，但此两句中“酂”皆带“邑”名，“酂邑”连在一起，看似平常，其实可能隐藏着不一般的历史背景。不过这些现在都无法考证也无法知道了，成为永远的历史之谜。

　　前一句甲骨文第一个字“方”是指方夷，“来”是指未来几天之后，“今夕”是指今天夜里，“振”是指祸患的意思。整个句子是占卜方夷要来入侵酂邑，今天没有祸患，王的军队在此驻扎。后一句是商王在十一月占卜酂邑的敌情，结果没有祸患。据专家研究，方夷是东夷九夷中的一支，地处商朝的东部，在今天山东济宁一带，《清一统志》记载“方舆故城在济宁鱼台县北，春秋时宋之方舆邑，乃殷商方族故地”。清代著名历史学家孙怡让认为居住在徐州一带的古房国和古彭国在商代也称方夷。据《竹书纪年》记载，方夷族在夏朝时就已存在。殷商时期，势力逐渐发展强大，不断侵扰商朝东部。帝乙帝辛卜辞有如下记载：

　　甲戍卜，扶，贞方其荡于东(《甲骨文合集》20619片)

　　辛酉卜，方其荡于东(《甲骨文合集》11467片)

　　.........................王令共东土人.........................方不大出(《甲骨文合集》7308片)

　　商王占卜，卜人告诉商王方夷已经猖獗于东部，“荡”乃猖獗之意。最后一条卜辞是商王下令征集东土的兵员，并占卜询问方夷国是否会大举入侵。可见方夷曾经成为商王的心头之患。酂城可能遭受过方夷的入侵，商朝军队可能在此与方夷发生过战争。卜辞中有“王師”驻扎酂邑，表明酂邑当时地位的重要。

　　陈梦家在论证商代“邑有专名”制度时，总共才引用十几条卜辞，而上述“酂邑”卜辞就占了两个，可见酂邑在文献中分量。甲骨文中酂邑的“王阜”是商王驻军之高埠，即高台之地，商代驻军皆居“阜”而住，“阜”就是突兀地面的高丘。古代兵书《司马法》有“凡战，兼舍环龟”的记载，“环龟”就是象龟一样中间高而四周低的圆形土丘，居住在“环龟”之上的军队可以躲避水患的袭击，可以占据居高临下的地形有利于进攻。“环龟”就是卜辞中的“阜”，“阜”是甲骨文“師”字的本意。(见《殷墟卜辞综述》254页)卜辞酂邑的“王阜”表明商王曾在酂邑高丘之地驻军。甲骨文中直接带“王師”字样的比较少见，这个“王師”应是商王的嫡系部队驻扎的高丘，一个“王”字颇有内涵。由此我们想到闻名天下的酂城造律台，其下部是龙山文化遗存，上部是商代遗存，而且还曾发现过商代的卜骨，虽然没有甲骨文字，但也表明其高等级的级别，因为在商代只有王一级的人物，才能使用甲骨占卜。这个高台和卜骨与上边引用的甲骨文的意思竟然有某些契合之处。

　　事实上，酂邑最早出现在甲骨文一期中，武丁卜辞有“乍酂邑”(《甲骨文前编》5卷31章2页)，陈梦家认为完整的句子很可能是“作酂邑于濊水”，卜辞中有类似的句式，因为“乍酂邑”卜辞后面残甚，无法辨认，所以无法知道更多内容。所谓“乍酂邑”即“作酂邑”，也就是修筑酂城的意思。这是一条非常珍贵的信息，说明酂城在商王武丁时代就开始修建了，目前甲骨文中能够透露出城邑修建内容的，非常罕见，既然能够记载在殷都安阳的甲骨文档案里，可见当时修建酂邑应该是一件大事，那么是谁主持修建酂邑的呢?又是为什么要修建酂邑呢?这些都是谜，我们都不得而知了。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能够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修筑城邑的，很可能是商王或方国之王，卜辞记载表明是商王的可能性最大，因为甲骨文就是商王活动的档案。只有王室的档案才有资格保存在殷商都城里。据专家研究，商代修邑要经过商王批准，要占卜，要举行仪式。修邑大都要选择邻近河岸的一块高地，利用河流的天然屏障的有利地形进行建筑，不能完全利用河流地形的，还要先行开挖一圈圆形的护城河以利于城邑排水和防范敌人进攻以及野兽袭击。卜辞“邑”字上面的“口”字，就是环城河象形。武丁时期修建酂邑其实是跟商朝东南部良好的社会环境有关，据郭沫若陈梦家等专家研究，武丁时期战争主要集中在商朝西部，东南部东夷诸方国基本没有反叛商朝的活动，方国部落之间和谐相处，关系比较融洽。这是修建酂邑的社会大环境。酂邑滨临浍河，又处在商朝通向东南淮夷诸国的驰道上，为水陆交通枢纽，加之酂邑附近有众多小邑聚，这些都是促成酂邑修建的必要条件。

　　据陈梦家考证，商代的邑分为两类，一是商王之都邑，如大邑商，天邑商，大商邑，一类是方国族邦之邑。邑是聚族而居之处。《公羊传》里记载“邑多田少称邑，邑少田多称田”。据《商代方国位置示意图》标注，酂邑的西北部有元国(今芒砀山一带)，甲骨文记载商王准备去元国，占卜曰“贞田元，往来亡灾”，这说明元那里，邑少田多，故称“田元”。现代文物遗址调查表明，芒砀山一带迄今尚没发现龙山文化和商代遗址，这一带由于历史上黄河泥沙的淤积，原本可能存在的商代遗址被淤埋地下。实际上，酂城一带的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商代文化的遗存非常之多，星罗棋布，古代有七十二堌堆之说，不过大都消失了，遗存到现在的有黑堌堆遗址，王油坊遗址，造律台遗址，江堌堆遗址，肖竹园遗址，明阳寺遗址，洪福遗址，潘楼遗址，葛庄遗址等，这些遗址都是临水高台之地，是古人理想的居所，有可能就是商代的邑聚落遗址，说明这里人烟阜盛，直至汉代在《汉书》中还记载有“酂鄍聚”，就是聚族群居地之意。根据商代地名族名方国名皆一致的特点判断，酂在商代早期是酂国的所在地，酂族的聚居地，而且酂国和邻居的永国一样都是商王的附属国族和王族的嫡系支脉，后来酂成为攸国的城邦之邑，因为在甲骨文中目前尚没有发现酂与商王敌对的记载，可见酂与商朝的关系是一直友好的，邻近的危国也是商王朝的附属国，曾被商王两次“置奠”，永国被商王“置奠”一次，“置奠'是商王在附属国族内设置奠官，强化统治加强控制的一种手段。著名历史学家裘锡圭说“设奠是商朝对被征服附属国的一种治理方法”。据专家研究凡被“置奠”的商朝附属小国皆存在统治基础不稳固的问题，但是酂国没有“置奠”的记录，证明酂族与商朝的关系非常信任非常牢固。

　　郭沫若释读甲骨文酂字亦为爪字，为研究永城古地名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契机，给我们以深层次的启发和思考。有些表面上看来毫不相干的地名，其实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实质和内涵是一致的。巧合的是，在酂城的西南边不远处就有一个古老的爪子集，根据《中国县级以上政区历史名录》中商代地图的标示，这个爪子集就是商代的爪邑。在明代嘉靖版《永城县志》里，标注为爪子营。虽然改名为洪福和卧龙集，但当地老人依然保留着古代的称呼。据当地文史学者介绍，洪福遗址的南部就是古代的爪邑城遗址，城东西约三百米，南北约三百米，还有一圈城壕存在，城里碎砖瓦和黑陶片的残存非常多。可惜早些年不注意保护，已被小城镇建设毁弃。这个爪字既然与酂字根源相同，说明爪邑亦是商代酂族的聚落之一，而爪很可能是商代酂的古文字和古音的遗存。

　　陈梦家说：“叉字亦可以读为㪥字”，颜师古说：“此县(酂)本为䣜”，孙亚冰说：“㪥与虘同字之异体”(见《商代地理与方国》275页)，由此我们想到商代虘族的问题，据专家研究商朝的西部有一个虘国，卜辞中称为“虘方”，而商朝的东部也有一个虘族，曾出土商代虘族青铜器二十八件，每一件都写有铭文“虘”字，虘族青铜器为何出现在费县?史学界对此颇有争议，未有定论。永城的酂在卜辞中叫“叉”，为什么在后来成为“虘”?进而又演变为酂?它跟山东商代古费邑的虘有没有关系?为什么永城的虘附近也有一个古费邑?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有内在的联系?跟虘族的迁徙有无关系?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思考和研究。

　　“虘”字还在西周著名的青铜器史墙盘的铭文中出现过，字里行间透露出虘族成为周武王征伐的对象。北京出土的西周青铜器克盉和克罍的铭文中也有虘字出现，虘族成为周成王管理的部族。陕西扶风县曾出土西周“太师虘簋”，有铭文70字。虘族为什么会在多地出现?有学者研究认为，虘族在商代是一个曾经十分强大的国族，甲骨文中“虘方”位居商朝西部，和商朝的关系时好时坏。在虘族和商朝友好时，商王曾将虘族派驻在商朝东部边境，防范和抵抗东夷的进攻，所以商代费县和河南永城会出现虘族的踪迹。还有学者认为周武王灭商之后，将强大而桀骜不驯的虘族强令迁往各地，分而治之，所以虘族遗迹会在多地出现。但是另外一部分学者认为，虘族是大禹后裔伯益的一支，属于伯益子孙费昌的嫡系，费县和永城的虘族反映了伯益后裔逐步西迁的过程，所以永城费邑虘邑邻近，费县内也出土虘族青铜器，这种巧合并非偶然。我们知道商朝末年酂城在卜辞中叫叉，西安出土秦朝“酂丞之印”封泥，“酂”字和现在一致，甘肃居延汉简中记载西汉初期酂县之酂和现在也一致。酂城称“䣜”应起源于西周初期，和学者考证的周武王将虘族分而治之的时间是吻合的。商代的“叉邑”和周代的䣜可能只有地名的变换和传承，而其原住部族已经发生改变。也就是说，西周初年，虘族可能占据了“叉邑”，改名为䣜邑，即唐朝文字学家颜师古所说“此县本为䣜”，与此相印证的是，郭沫若破译的卜辞“叉”亦即“爪”字，证明酂城南边的爪子城依然保留着卜辞中本地土著居民的历史遗留痕迹。因为商代典籍湮灭过早，颜师古无法获知商代的情况，只能从周初说起，这反映了虘族在此生活的事实，西周时代依然保留着族名地名一致的情况。

　　从甲骨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商王曾数次到达酂城，有修城筑邑，有征战途经，有田猎活动，可见酂城在商代就颇为繁华。根据考古资料，酂城造律台遗址的上部就是商代文化层，这是对商代甲骨文记载的酂城殷商文化的有力印证。